傅斯年与整理国故

08考古班范洁08313028

傅斯年与“整理国故”

摘要：每当人们提起五四时期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时候，首先都会想到胡适、王国维、鲁迅、梁启超等代表性人物，可是单单忘了傅斯年先生，其实傅斯年先生在“整理国故”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发起到高潮，处处都能看见傅斯年先生活跃的思想。

关键词：傅斯年整理国故胡适思想

Abstract：Every time when people remind “The Movement for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the names which they always first come to mind are Hu Shi, Wang Guowei, Lu Xun, Liang Qichao and so on. But they forget a vital person whose name is Fu Ssu-nien. Actually Fu Ssu-nie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vement. We can easily find Fu’s active thought through the whole movement.

Key W ord: Fu Ssu-nien “The Movement for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Hu Shi Thought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非常杰出前卫的青年，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思想与实际的行动，推动者中国学术界不断前行，傅斯年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傅斯年先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笔者认为要对傅斯年先生在学术界尤其是在“整理国故”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动态和行为态度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首先应该对傅斯年先生的生平以及所受到的教育文化背景有个全面的、清晰的了解。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生于1896年3月26日，出身儒学世家，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但是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家境出现衰落。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于1984年得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殁于任所，十年9岁，当时傅斯年先生只有九岁，从此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操持，幸赖傅旭安的众门生照顾，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因此傅斯年虽然出生时代官宦的书香家族，但幼年时期，过得还是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够比较深刻的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在一次与何兹全先生的闲谈中，何问傅先生怎么懂得这么多的人情世故，傅斯年先生回答：“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6岁到9岁，傅斯年在离家不远的私塾读书。10到13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在这七八年里，每天白天去学校，晚上则由祖父傅淦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要求都很严格，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努力勤奋，在11岁得时候就能通读“十三经”了。在这期间，他所受的关于中国古典经史方面的训练扎实深刻，从后来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见其坚实的古典经史的影子。

1908年的冬天，傅斯年13岁，跟随父亲的学生吴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校四年，于1913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大本科国学门，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

在北大的这几年，是傅斯年思想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师从中国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师章太炎，章得大弟子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教书，他们

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以前读的是古书，接受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四年，据毛子水评论说“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但是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且聘请了思想开放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代北大任教，傅斯年经过与这些新来的带有新思想的人的交流与交往，逐渐被他们重视逻辑、讲求方法的治学风格所吸引，于是接受新说，尽弃旧学。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带有前卫思想的《新潮》月刊，并在《新青年》、《新潮》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勇为新学术的先锋。后来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他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1在此期间，傅斯年“获得了优质的人文教育，投入新文化的激流，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个风云人物”。2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山东官费出国留学，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选修心理及生理，兼修数学、物理学、化学。1923年秋，入柏林大学哲学系修心理学、物理学和比较语言学。1926年冬天回国。其在英国、德国的这大约七年中，学习的涉及面是比较宽泛的，而且多属于自然学科，没有历史学，但是从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国文史知识基础上来评价，就知道留学对于他后来对中国传统文史资料的整理是有好处的，他所学的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罗家伦所说的：“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罗家伦述说他们“这群人的学术心理”里,有一种“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

‘成一家言’”。3这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它具备了西方自然科学背景，饱尝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蕴，再加上北京大学的国学熏陶，使得傅斯年在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优秀学者。

回国后，傅斯年立即厉行于自己的学术信念。先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还兼任历史、国文两个系的系主任，同时还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并未学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史》、《诗经》、《尚书》等课程。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报告书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又说:“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

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至1950逝世，终身未曾离职。在此期间，他领导的史语所在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他本人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也备受瞩目。

2、“整理国故”与傅斯年的贡献

作为一场旨在推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曾经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民国知识界异常兴盛，究其缘由，大致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所促生的，并且在这三面的原因中，傅斯年先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4年04版

2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序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