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诺贝尔奖的思考

关于中国诺贝尔奖的思考
化工学院
学号：S120700666 姓名：武成
摘要
中国，本是一个文化古国，有着自己的文化底蕴。

自然，一时间接受不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

而诺贝尔奖则是西方技文、化所的象征，所以中国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适应。

但是中国会跟着全球化的大部队，努力吸收西方的的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进科技、文化。

诺贝尔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诺贝尔一生致力于炸药的研究，在硝化甘油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1896年12月10日，诺贝尔在意大利逝世。

逝世的前一年，他留下了遗嘱，设立诺贝尔奖。

该奖于1991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之际首次颁发。

诺贝尔在遗嘱中提出，将部分遗产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所以诺贝尔奖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相当于体育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在体育界的影响，甚至更大。

所以，如果有一个中国国籍的人获得诺贝尔奖，是值得高兴、值得庆祝的。

关键词：创新开放性思维科研专注体制改革
第一章中国人何以与诺贝尔奖无缘
倡导中庸之道的中国文化传统，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科学文化传统，而每个国家的科学文化传统也都有其精华与糟粕的部分。

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传统，对于本国创新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获得诺贝尔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我国历史情况看，科学文化传统有不少好的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确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之处。

这也许是我国冲击诺贝尔奖中的一个不够有利的因素。

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但对于我国科学文化传统上的不足和缺陷，应客观地认识并正确地对待。

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

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有名的“贞观之治”，盛唐时期仅吸引来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就达五六百人。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和谐、求是等思想，对于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也有重要的影响。

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举世公认。

谈及中国科学史，不能不提到一个英国人，他就是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37年，他招来了3位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后来成为我国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的主要负责人)、鲁桂珍和沈诗章，他们的聪明才华令李约瑟惊叹不已，并开始向往有着古老文明智慧的中国。

他当时已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却努力学习中文，在后半生不惜放弃自己的专业，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

他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在元代以后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对科学技术不重视，多少年流传的说法都是把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置仅高于要饭的。

长期的科举制度严重干扰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追求。

最近四五百年，特别是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不仅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而且与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使得中国积贫积弱。

在世界发展的洪流面前，中国明显地落后了!
从世界科学发展看，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才100年左右的时间。

那时，科技革命已经在欧洲蓬勃兴起，诺贝尔奖已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而我国还基本上没有现代科技，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所大学。

有人统计过，那时懂得微积分的全中国不超过10名。

100年间，中国饱经沧桑，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前，世界列强对中国的蹂躏，无休止的战乱动乱，带来至今难以抚平的创伤。

我们往前看一看古代中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比较。

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理论比较接近。

中国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结为阴阳、八卦及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希腊人则认为是干、湿、冷、热和水、火、土、气“四因”，实质上都是认为世界是由某种实物演变发展而来的。

但发展结果是：西方逐步形成了严密的逻辑系统，并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形成了自然科学理论；而我国则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系统，终究未形成以有控制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推理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

从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看。

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精确，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有良好的求异、求新传统。

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直观的、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思维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而且功利主义比较严重，不够注重基础研究。

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导致了科技缺少应有的地位，并且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最大。

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300年来不易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

我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思想的“守一”和“齐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促成的价值观，又抑制了人们进取创新的精神。

厚古薄今、顺天承命、安于现状、跟随大流等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

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又多是经验型的，研究自然现象往往观物比德，使之人性化、伦理化，科研又过于注重实用性，而缺乏对客观事物原理、规律的深入探索。

前面提到的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对此，他有一些很著名的观点：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实际上，这种影响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社会中，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对科学和创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学术界见仁见智。

关于“中国本土为什么没人拿到诺贝尔奖”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代的“李约瑟难题”。

两个难题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有许多相似之处，确实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李约瑟在我国抗战时期，任过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科学参赞，他写了一本名为《科学的前哨》的书，对中国科学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很可惜，这本书还没有全文的中译本。

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史中，表现出的客观态度，十分难能可贵。

杨振宁在讲到中国本土为什么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明确指出：“中
庸之道对于科学发展不是最好。

中国为何没有得出欧几里德的几何定律，在于它所揭示出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倡导中庸、不太允许标新立异的文化传统相背离，这种文化机制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

”
对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调查表明，获奖离不开科学的接代连续性。

也就是说，知识的积累与创造，不仅与前人的劳动有关，而且还与几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关系。

国外有研究证明，孕育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方能见效。

这说明社会、教育、科研等环境包括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

“知识遗传”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对前辈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的潜移默化的继承上。

我国科学家知识积累不足、缺乏科学家群落的问题比较明显。

有人对中、老年两代中科院院士进行抽样估测，结果显示，他们出身于专业世家的平均不足39%，而其下一代继续从事高层次科学研究的则不足10%。

尤其是合作精神在我国科研人员中也比较薄弱，存在着不少文人相轻、难以合作的现象。

这与科学研究越来越成为集体的创造的趋势很不相称。

丁肇中1976年获奖前，实验中参与找美夸克证据的研究人员还不很多，到了1995年前找顶夸克存在的证据时，已有两个以上的实验组总共800多人共同工作，一起做这篇大“论文”。

未来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研究村”。

而我国科技界中“论资排辈”、只愿做“鸡头”不愿做“凤尾”的现象与之极不适应。

这里有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也有科学传统、科学道德等方面的原因。

第二章科研的核心是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环境。

如果人们自觉而明智地去塑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就能激发科技创新的社会潜能，就能缩减从科技创新到产业运用的时间进程。

学习各国在科技创新上的经验，无疑是提高上述自觉性的很好方式。

从各国的经验看，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有赖于如下因素：
一种良好的文化环境。

例如，有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有热爱科学的社会风气，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术教养和规范，等等。

没有一个良好的软环境，就很难形成科技创新能力生长的土壤。

当前，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些科技诈骗、学术腐败的案例，尽管这类事在急功近利的风气下难以避免，但必须加以有效地扼制。

一个较强的基础条件。

在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教育体系。

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偏重于知识传授，厚重有余，活力不足，在某种意义上不利于创造能力的形成。

中国的教育在课程设置、教授方式、考评方式等方面均有诸多待兴待革之处。

一种有效的制度支持。

国家对自主科技创新的制度支持应是全面而有效的。

例如，有有效的项目评估和资金支持体系，有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有明智的产业政策，有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有有利于科技创业的社会融资系统，等等。

在人类社会中，做成一件事的条件无非是人、财、物。

在三个条件中，人是主体、是最活跃的因素。

在科技创新中，人的因素第一，人才第一，体现得更为突出。

当然，人的因素并不仅仅指个人的才智，也包括人的社会组织水平。

另一方面，有人而无财、物，便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是做不成事。

因此，所谓科技创新的环境创造，就是让人、财、物能自然地结合、有效地结合，实现一种“人能尽其才，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和谐状态。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指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能力。

近现代世界历史表明，科技创新是现代化的发动机，是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重大原始性科技创新及其引发的技术革命和进步成为产业革命的源头，科技创新能力强盛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自然，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发展和应用，最后转化为生产力，离不开观念的引导、支持和制度的保障，可以说，观念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制度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保障；但发明一项新技术并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新产品，占领市场取得经济效益，这是只有科技创新才能实现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主动，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国家
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发展之路，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共同选择。

纵观当今世界创新型国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科技自主创新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大约都在70%以上，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都在30%以下(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

因此，科技自主创新方能体现出国家的创新能力，只有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章中国诺贝尔奖的思考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这里有主观上和客观上众多问题，这是应该总结和思考的。

首先，主观上缺乏那种强烈的攀登顶峰精神。

有一位科学家说：“他就是要为获诺贝尔奖而奋斗。

”可是那时候，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中，不可以有要为自己的某个目标而拼搏奋斗的想法，更不敢想要为获诺贝尔奖而奋斗，因为当时认为那是个人“名利思想”，是“白专道路”，没有把个人的成功与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

实际上，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是建立在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成功的科学家越多，国家才越强大。

要创新就有风险，需要巨大的胆量和勇气去承担风险。

由于缺乏这种攀登顶峰精神，当遇到巨大的客观困难时，就没有勇气去顽强的拼搏奋斗。

在客观上，我们不够重视基础性研究。

我们的科研政策是“以任务带学科”，在过去的年代里，“以任务带学科”确实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两弹一星”的辉煌成果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不支持基础研究的含义，但在强调任务带学科的同时忽视了与任务无直接关联的基础性研究。

1979年，我多渠道向各方写申请报告，要求支持开展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研究。

但报告送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

甚至认为“目前看不出用途，以后再考虑”。

由于失去了良好的机遇，延误了我国这项研究的进展。

“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研究”在中国和在日本所得到的支持不一样。

1979年底我有机会到日本东京大学作短期访问学者，想找到一个实验室能进行这项实验。

当时，日本没有一个研究室开展这项工作，我多次在学校和研究所做报告，希望有人愿与我合作。

我的报告引起了东京大学应用物理系清水富士夫教授的兴趣。

当时，他正在进行铜蒸气激光器的研究，他愿与我进行激光偏转原子束的实验。

我们找到了东京大学分子光谱实验室，那里有先进的激光器和分子束设备。

在1980年的新年假日里，我们进行了首例激光偏转钠原子束的实验，展示了光压力的作用。

此后，清水富士夫教授开始转向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的研究。

他的开题很快得到批准，顺利地申请到一大笔经费，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

他是日本开展激光冷却气体原子研究的创始人，已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

据称，由于他的冷原子全息研究成果，很有可能获诺贝尔奖。

做一项好的研究工作与做出好的研究成果需要有较好的设备和良好的技术支撑，例如我们需要高频率稳定性的激光器和超高真空设备，国产设备达不到要求，只能利用国外现有的先进技术才能完成这个实验，这就需要一定的经费买设备。

那时，没有完善合理的学术评审机制，而拨款制度是计划分配，得不到支持
就没有经费。

因此，开展这项新的研究工作就十分困难。

我们只能用分配到室里的一点经费来建立所需装置：原子束装置和激光器设备等。

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建立了这些装置。

若在国外只要是新的独具匠心的学术思想，一般总能申请到经费，通常用半年或一年就能做出结果，我们要用10年时间建设备，然后才能开始研究工作，显然难以与国外科学家竞争。

完成一项有价值的科研工作需要一个好的学术环境。

在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中，科研人员精力都集中在学术上，积极获取新的学术信息，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和热衷于讨论新问题，从而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做出创新的成果。

但在当时，我们的学术环境不好，信息闭塞，与外界交流不畅，能得到高水平专家教授指导的机会就更少。

我们不太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虽然我们提倡“百家争鸣”，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大家很少争论，已没有自由争论的习惯，不利于新学术思想的成长。

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好的、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鼓励提出新的、独具创意的学术思想。

做好研究工作还需要一个好的研究集体。

我的研究组是一个很好的集体，在完成原子钟研制任务中做出了十分出色的工作。

但是，当需要转向基础物理性研究时，研究小组也应进行重新组合，吸收新的成员和新的思想，补充新鲜血液，增加新的活力，以利于科研工作的快速发展。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新时期，“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创新工程”的实施，将大大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们的科研环境已有很大改善，科研条件日臻完善，青年一代已能肩负起建设科技强国的重任。

现在，我国正处在出创新成果的好时期，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已为期不远。

我们必须不拘一格地选拔优秀人才，为年轻人创造一种脱颖而出的环境，提高科研队伍的素质。

科学研究的核心是创新，要创新就要有创新的意识，就要敢于破除某些陈旧的保守的思想方法和突破现有科学技术的界限，创造新的成果，开创自己的科研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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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克，重建象牙塔的学术独立精神，长沙晚报，2010年09月28日
[3]陈远，谈谈耶鲁的独立精神，出版参考：新阅读，2007年06期
[4]张伟，中国的大学正在丧失独立精神，中国青年报，2010年02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