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初衷和终极表现的征候

浅析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初衷和终极表现

的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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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最可研究的现象就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的初衷和终极表现的征候。

一、闻一多对初始“向内”和终极“向外”阐释的反差

1933年9月25日，闻一多给好友饶孟侃写信阐述他由“外”向“内”的原因，称“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即“不能适应环境”。他说，“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闻一多非常兴奋地说:“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闻一多由“外”转“内”得到“大安慰”，在古典文献里自由并大胆遨游，其钻进去吸收并准备发扬光大的学术成就确实非常辉煌。然而10年后的1943年11月25日，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却说其“比任何人还

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也许当时思想激进的臧克家在信中认为闻一多从事学术研究是钻进故纸堆倒退的缘故，因此闻一多就在回复中说，“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蠢鱼，不晓得我是杀蠢的芸香”。他还特别对臧克家解释:“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它们作用并不一样。”因为当时，闻一多己经跳出学术局限，实际在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他在复信伊始就批评臧克家说，“你们做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在质问“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后，他说，“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他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就在闻一多告知臧克家“在你所常诅咒的那故纸堆内讨生活的人原不比一种，正如故纸堆中可讨的生活也不限于一种”以后，他反问:“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闻一多后来解释的答案是:“我的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穿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正因如此，这才“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它是要不得”。闻一多甚至还说:“我在那故纸堆里钻了很久很久，古董消蚀了我多少生命!我总算摸清了一些底细，其中有些精华，但也有许多糟粕，我总算认识了那些反动糟粕的毒害。”甚至“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

训里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因此要“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应外合地来彻底打倒”。

闻一多最先是由“外”转“内”，在学术领域艰难跋涉并取得巨大成就。但他在“内、外”的道路上转了一圈，最终又由“内”转而向“外”了。

二、闻一多由“外”转“内”的原因

闻一多由“外”转“内”的原因，在他给臧克家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确，即“不能适应环境”。这当然正确，但仅此我们却不能知晓其来龙去脉。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即“内”和“外”的内涵和外延。“内”即指闻一多的学术研究，这在他给臧克家的信中就有说明，学界对此亦无疑义。那么“外”是什么呢?有学者根据朱自清《序》中关于闻一多诗人、学者和斗士的三段论说，断定其指闻一多的诗歌创作。这虽不无道理，但并非完全正确。因为如将闻一多的“内”之追求定位于学术研究，那么根据逻辑划分规律，他之“外”的追求就应是与之矛盾或反对关系的社会发展。事实亦是如此。闻一多作诗同时，亦追求政治发展。他在留美时期就加入“国家主义”的政治团体“大江会”，归国后更在北京参加过“国家主义”派活动。即便诗歌创作，如“我要修葺这历史的舞台，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我是中国人》)等，也充满蓬勃的政治雄心。

而且，他归国后在北京等地虽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但均兼任管理职位。为理清闻一多的坎坷道路，我们不妨回顾他那几年的曲折经历。闻一多留学归国后的1925年10月，就任坐落在北京的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职务。但不足一年，他就因学校风潮压迫，尤其军阀统治下的倾轧等，于1926年7月暑假期间辞职。1926年9月，闻一多来到上海，接受被称为“国家主义”据点的吴淞国立政治大学邀请，就任该校教务长职务。但仅只一个学期，他就于1927年2月奔赴武昌，就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长等职。不过仅只一月，他就告辞。此后闻一多“好马回头”复返上海，但却因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属“国家主义”据点被国民党查封而“失业”。此后的7月，闻一多去南京土地局任职，仅只月余就又被迫离开。9月，闻一多受聘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但此职位也仅一年，他就于1928年8月就聘为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职位。因该校派系斗争缘故，他又被迫于1930年6月辞职。后来的情况是，他于当年8月受聘青岛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职务，终因学潮等多种原因，又于1932年7月辞职，应聘到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虽然清华校方欲聘其系主任之职，他坚辞不受，终于钻进故纸堆，专一潜心研究学术。闻一多给饶孟侃写信，即

在他就聘清华的第二年。

分析至此，我们就明白闻一多的所谓“外”，并非全指诗歌创作而更包括社会发展。因为当时环境还不至于影响闻一多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只要他作品出来，更不愁发表园地。这论据可用徐志摩1930年创办《诗刊》函请梁实秋代其约稿为证:“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刊》始丛，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为转白:多诗不到，刊即不发，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以策之。，稍一振撅，行见长空万里也。从徐志摩信之内容，可看出他在埋怨中既有对闻一多的夸奖，又有对闻一多的期盼。就在徐志摩催促下，闻一多终于写出并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被称为他绝唱的《奇迹》。当时徐志摩得到闻一多的《奇迹》非常兴奋，又给梁实秋写信说:“十多日来，无日不盼青岛来的青鸟，今早从南京来，居然盼到了。喜悦之至，非立即写信道谢不可。”因为有了闻一多的诗作，“诗刊印得成了”。徐志摩甚至认为，闻一多的《奇迹》创作，一半是他的“神通之效”。假如他没有收到闻一多诗作，甚至要电报催稿。徐志摩对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将来更寄予厚望，认为“一多奇迹既演一次，必有源源而来者，我们联合起来祝贺他”。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