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道工的故事引发的思考

扳道工的故事引发的思考

一个小小的扳道工，和你我一样，都是社会运行中必不可少然而十分平凡的一个角色，不同的是，他的双手，被赋予了更加深重的责任，在那些生死一线间，三秒钟的力气，就定夺了生命的去向。然而同样是因为这短短一刻里所蕴含的无穷的挣扎和折磨，将人的价值和人性无穷放大，使我们有机会以扳道工为模板，去思考它所投射出的社会伦理问题。

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对题目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和还原，我们于是发现，扳道工的选择有两如下两种，每种选择的背后都有强大的理由支撑，而不同的价值观的剧烈碰撞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选择。扳道工将火车引向废弃的铁路，火车将会无情的杀死一个无辜孩子的生命。支撑这一选择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我们上课时所讲的功利主义。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绝对等价的，不考虑别的因素，在杀死九个孩子还是杀死一个孩子这样的抉择下，我们绝对会选择后者，因为这样以来，十个孩子我们能够保住其中的九个，挽救了更多的生命，但是是无可奈何的以那一个无辜的走在废弃铁路上的孩子的生命为代价的。功利主义者相信，优大于善，他们倾向于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这个问题，将整体利益最大化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加以衡量，从这个点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逻辑上还是很严密的。

那么扳道工的另外一种选择刚好相反。将铁路引向正常的铁路，杀死九个孩子。这一选择看起来无疑是非常触目惊心的，然而我们却不能简单的说这种扳道工就做错了。这时的扳道工从权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人的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那个走在废弃铁路上的孩子无辜而受戮，是绝对不可以被容忍的。权利主义者相信，善大于优，只有在保证个体的生命不受侵犯的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去思考集体的利益，即注重个人的公平，其次才是集体的效率。

初初看来，似乎两种说法都很有道理，我也认同这个问题并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之分。然而，当我们仔细思索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了维护整体的大局和注重个体的公平并不矛盾，应该说，小部分的大局之上还有更大的大局，当前的大局之上还有人类历史发展，祖孙千秋万代的历史大局，而这些更加宏观的大局和我们个人的公平并不矛盾，恰恰相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统一。试想，如果将火车扳到废弃铁路上，似乎挽救了更多的生命，但是同样，社会秩序由此遭到了破坏，无辜的生命权利受到了剥夺。长此以往，人们不由觉得只要站在多数人一方，就是安全的，多数人的意见便是我的意见，如此一来，当人们纷纷走在正常的铁路上洋洋得意时，还有谁会坚持独自一人在废弃铁路上行走，以良心和正义换取一个随时有受到生命危险的结局呢？于是接下来，缺乏警惕的人们开心的走在正常的铁轨上，是不是会造成更大的事故？法律的惩戒意义也就完全不复存在。相反，本案例中貌似权利主义的办法实则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功利主义。人类历

史也是如此。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做出的决定，也许能够收到良好的短期效果，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狭义的功利主义在历史的巨轮滚动时，极易被卷进更加宏大的大局的齿轮，破坏了的制度和人心往往使短期的功利效果不符存在。所以当我们做决定是，一定要将眼光放高远，才可以看到更加美好的风景。

当我们考虑在这个案例中，如果不是是一个孩子对九个孩子而是一个孩子对一百个孩子的问题，我们发现选择变得艰难。此时，一百个孩子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持这两者之间到底孰轻孰重，我们就应该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平衡。的确，“政治学的问题便是在个别意志和公意之间建立起一种适当的关系。”就是建立一种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均衡。这种均衡的力量不能来自强权而只能来自理性的社会契约。

然而，在不同的国体、政体、和制度中，人们选择的均衡点截然不同。就像我在讨论课上举过的两个例子，在这里不再赘述，一个是中国的拆迁，一个是美国老太拒绝石油公司将管道铺到她家楼下而导致纳税人为绕路的管道付出更多。在不同的法律体制下，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点截然不同。

这时我想起了《社会契约论》里著名的论断，即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的确，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平衡中，政府不得不，在某些情

况下为了集体利益的总和最大化而否认个人正当的权益，当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少数服从多数是简单终极真理的时候，是否想过在这一过程中，少数人的正当权益有可能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然而，为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时政府往往不可以保持永远的公正。政府在侵权作恶的时候，应当明白他自己的无可奈何。而作为公民，我们在拥抱社会发展的时候，应当时时警醒自己政府的所谓必要的邪恶性。

让我们举出法国最近闹罢工的例子。我们知道法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工人运动昌盛的国家，攻占巴士底狱，巴黎公社等等都是工人革命的写照。法国工会的权利也十分巨大，为了工人的涨薪、福利，三天一大闹五天一小闹，要是一个行业一年里没有罢工，那才是咄咄怪事。罢工使各行各业的法国人凭借工会的抱团力量实现了他们自身的权益，然而却妨碍了法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执行力。相比较而言，同样具有工人运动传统的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已将工会的权利用恩威并施的方式悉数收回，工会失去权利的同时国家政府获得了集权的力量，效果是明显的，今年来英国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法国。

因此我们从这个案例发现，不同社会体制在面对集体利益和个人权益的矛盾时，倾向是明显有区别的。当我们将案例带入现实的时候，往往找不到一个标准的解答。而不同的解答，到底谁对谁错，也许还需要历史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