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_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作品与思想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

———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　黄德志

京派和海派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何时,尚有争议。但研究界一般认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最早的海派是一种贬称,是内地(北方)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此时,还没有出现京派画家之说。京派与海派成为对比性流派概念,则起源于京剧。相对于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剧,上海京剧被京人称为“外江派”,也就是京剧的海派。这是最早的作为对比性流派概念的所谓京派和海派之说。海派相对于京派而言,京派又因海派之名而益彰。但海派戏剧的命运和海派绘画一样,往往是一个贬义词。戏剧界的京派和海派产生以后,在艺术的长河中上演着它们对峙、融合的历史。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显然是从戏剧界借用而来。然而,京派和海派何时引入文学界,却是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作为历史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文学京派和文学海派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论争前后才出现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直接导致了文学京派概念与文学海派概念的形成。

1 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把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作为京派与海派论争的起点。其实,早在20年代末沈从文到上海不久,他就开始了对上海文坛的批评。

1927年12月中旬,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在创作上寻求新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因为20年代中期,新文学中心南移,“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①1928年1月初,沈从文到达上海,但上海的实际情形与沈从文的文化理想相距甚远。沈从文是在“五四”的感召下,抱着用文学来净化人心,以至重造民族品德的愿望走上文学道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

《新潮》、

《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②然而,上海完全是商业化大都市,其文化也打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鸳鸯蝴蝶派”一类的作品十分畅销,娱乐类通俗刊物十分流行。③沈从文崇高而沉重的文化理想与上海的商业化环境格格不入,他无法接受专意在消遣、根本在娱乐的通俗文化刊物。然而,沈从文还是试图在商业化的上海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与胡也频、丁玲准备编辑、出版属于自己的文艺刊物。针对当时上海污浊的文坛状况,他们首先声明了自己的编辑主张:“不漠视别人,不夸捧自己,不以抄袭贩卖新舆论思想惊吓年青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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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充志士或假装热情骗一部分人喜欢。”④沈从文等人的编辑主张中,蕴含着他们对上海文坛风气的不满和批评。1929年1月,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编辑的《红黑》杂志、

《人间》月刊正式创刊。他们力图坚持自己所声明的纯正立场,正如沈从文后来所说:“我们就从不打量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⑤这同样是针对上海的文坛风气而言的。然而,沈从文等人坚持纯文学立场,不愿与商人同流,不愿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商品竞卖之中,在特定的上海商业文化环境中,他们的刊物注定不会长久存在。《人间》月刊出版4期即宣告停刊,《红黑》月刊1929年8月10日也被迫停刊。在一系列失败面前,沈从文逐步认清了上海文坛的商业化性质及上海文人的“趣味主义”倾向。1930年,沈从文便正式开始了对上海文坛、上海文人的批评。1930年3月,沈从文在《新月》3卷1期上发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把“礼拜六派”看作老海派,把当时在上海流行的《良友》一类杂志所代表的作家称为“新海派”而加以抨击。此文中,已经出现了“海派”、

“新海派”等概念。1930年11月,沈从文在《日出》创刊号上发表《论郭沫若》,批评了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及左翼文学,认为“革命文学,使文学,如何注入新情绪,攻入旧脑壳,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讲的”;同时,文章直接指出并讽刺了不易改变的上海习气,即他后来所谓的海派习气:“习惯是不容易改正的,正如上海一方面,我们成天有机会在租界上碰头的作家一样,随天气阴晴换衣,随肚中虚实贩卖文学趣味,但文学讲出来时,放在××放在×××或者甚至于低级趣味四个字的新刊物上,说的话还是一种口音,那末,那不高明的照抄,也仍然处处是拙像蠢像。”1931年4月至6月,沈从文在《文艺月刊》2卷4-6期上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更是直接批评了文学创作中的“海派”、“新海派”倾向。沈从文把文学的堕落归因于上海的商业竞卖,十分愤恨于张资平对新文学的冲击和腐蚀,认为张资平是“新海派”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继续了新海派的作风,同上海几个登载图画摄影的通俗杂志可以相提并论”;张资平的创作“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1931年8月,沈从文还在《文艺月刊》2卷2期上发表《窄而霉斋闲话》,评述“五四”以后诗坛的发展概况,提出了“京样的人生文学”与“海派的浪漫文学”的概念并加以比较,明确批评了海派作家的“白相文学态度”及上海作家的商人气。两年后,沈从文又在《记丁玲》中直接批评了上海的文坛风气,他把上海风气概括为“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认为是“‘海派才情’与‘商业竞卖’结合的当然的结果”。⑥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沈从文以批判的态度多次论及上海的文人和文学,并逐步用“海派”、

“新海派”来指代上海的文人与文学。这时,沈从文对海派的批评,已经涉及到多个方面,后来他在《文学者的态度》、

《论“海派”》等文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已初露端倪。直到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对海派习气大加嘲讽与批判,其中蕴含着他对上海文坛的强烈不满,才引发了文学史上一场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因此,我们与其说苏汶是针对《文学者的态度》发表了《文人在上海》,还不如说他是针对沈从文的一系列文章而发难的。仅仅由于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文学者的态度》这篇文章直接触到了苏汶的痛处,成为京派与海派论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了30年代文坛一场规模不小的论争,导致30年代京派与海派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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