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_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作品与思想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
———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　黄德志
京派和海派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何时,尚有争议。

但研究界一般认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

最早的海派是一种贬称,是内地(北方)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

此时,还没有出现京派画家之说。

京派与海派成为对比性流派概念,则起源于京剧。

相对于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剧,上海京剧被京人称为“外江派”,也就是京剧的海派。

这是最早的作为对比性流派概念的所谓京派和海派之说。

海派相对于京派而言,京派又因海派之名而益彰。

但海派戏剧的命运和海派绘画一样,往往是一个贬义词。

戏剧界的京派和海派产生以后,在艺术的长河中上演着它们对峙、融合的历史。

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显然是从戏剧界借用而来。

然而,京派和海派何时引入文学界,却是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

本文认为,作为历史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文学京派和文学海派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论争前后才出现的。

京派与海派的论争直接导致了文学京派概念与文学海派概念的形成。

1 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把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作为京派与海派论争的起点。

其实,早在20年代末沈从文到上海不久,他就开始了对上海文坛的批评。

1927年12月中旬,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在创作上寻求新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因为20年代中期,新文学中心南移,“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

①1928年1月初,沈从文到达上海,但上海的实际情形与沈从文的文化理想相距甚远。

沈从文是在“五四”的感召下,抱着用文学来净化人心,以至重造民族品德的愿望走上文学道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
《新潮》、
《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

”②然而,上海完全是商业化大都市,其文化也打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鸳鸯蝴蝶派”一类的作品十分畅销,娱乐类通俗刊物十分流行。

③沈从文崇高而沉重的文化理想与上海的商业化环境格格不入,他无法接受专意在消遣、根本在娱乐的通俗文化刊物。

然而,沈从文还是试图在商业化的上海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

他与胡也频、丁玲准备编辑、出版属于自己的文艺刊物。

针对当时上海污浊的文坛状况,他们首先声明了自己的编辑主张:“不漠视别人,不夸捧自己,不以抄袭贩卖新舆论思想惊吓年青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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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充志士或假装热情骗一部分人喜欢。

”④沈从文等人的编辑主张中,蕴含着他们对上海文坛风气的不满和批评。

1929年1月,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编辑的《红黑》杂志、
《人间》月刊正式创刊。

他们力图坚持自己所声明的纯正立场,正如沈从文后来所说:“我们就从不打量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

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

⑤这同样是针对上海的文坛风气而言的。

然而,沈从文等人坚持纯文学立场,不愿与商人同流,不愿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商品竞卖之中,在特定的上海商业文化环境中,他们的刊物注定不会长久存在。

《人间》月刊出版4期即宣告停刊,《红黑》月刊1929年8月10日也被迫停刊。

在一系列失败面前,沈从文逐步认清了上海文坛的商业化性质及上海文人的“趣味主义”倾向。

1930年,沈从文便正式开始了对上海文坛、上海文人的批评。

1930年3月,沈从文在《新月》3卷1期上发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把“礼拜六派”看作老海派,把当时在上海流行的《良友》一类杂志所代表的作家称为“新海派”而加以抨击。

此文中,已经出现了“海派”、
“新海派”等概念。

1930年11月,沈从文在《日出》创刊号上发表《论郭沫若》,批评了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及左翼文学,认为“革命文学,使文学,如何注入新情绪,攻入旧脑壳,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讲的”;同时,文章直接指出并讽刺了不易改变的上海习气,即他后来所谓的海派习气:“习惯是不容易改正的,正如上海一方面,我们成天有机会在租界上碰头的作家一样,随天气阴晴换衣,随肚中虚实贩卖文学趣味,但文学讲出来时,放在××放在×××或者甚至于低级趣味四个字的新刊物上,说的话还是一种口音,那末,那不高明的照抄,也仍然处处是拙像蠢像。

”1931年4月至6月,沈从文在《文艺月刊》2卷4-6期上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更是直接批评了文学创作中的“海派”、“新海派”倾向。

沈从文把文学的堕落归因于上海的商业竞卖,十分愤恨于张资平对新文学的冲击和腐蚀,认为张资平是“新海派”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继续了新海派的作风,同上海几个登载图画摄影的通俗杂志可以相提并论”;张资平的创作“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

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

1931年8月,沈从文还在《文艺月刊》2卷2期上发表《窄而霉斋闲话》,评述“五四”以后诗坛的发展概况,提出了“京样的人生文学”与“海派的浪漫文学”的概念并加以比较,明确批评了海派作家的“白相文学态度”及上海作家的商人气。

两年后,沈从文又在《记丁玲》中直接批评了上海的文坛风气,他把上海风气概括为“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认为是“‘海派才情’与‘商业竞卖’结合的当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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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沈从文以批判的态度多次论及上海的文人和文学,并逐步用“海派”、
“新海派”来指代上海的文人与文学。

这时,沈从文对海派的批评,已经涉及到多个方面,后来他在《文学者的态度》、
《论“海派”》等文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已初露端倪。

直到1933年10月18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对海派习气大加嘲讽与批判,其中蕴含着他对上海文坛的强烈不满,才引发了文学史上一场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因此,我们与其说苏汶是针对《文学者的态度》发表了《文人在上海》,还不如说他是针对沈从文的一系列文章而发难的。

仅仅由于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文学者的态度》这篇文章直接触到了苏汶的痛处,成为京派与海派论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了30年代文坛一场规模不小的论争,导致30年代京派与海派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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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观点,才致使苏汶忍无可忍,自告奋勇地代表上海的文人发表《文人在上海》?我们有必要细致解读沈从文的这篇文章,以便认识京派与海派论争的实质。

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沈从文用并不十分严肃的漫谈笔调,从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对待自己工作诚实、谦逊、严肃、执着的态度谈起,盛赞“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沈从文进而把大司务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引申到文学领域中。

沈从文认为,“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他们“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而且,“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

只有克服这种对文学的“玩票白相”态度,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

”就像大司务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

文学者“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文章中指出了“玩票白相”文学家的特征及其分布的区域:“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

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

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在沈从文看来,玩票与白相的文学家,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并不仅仅存在于上海。

从文本看,《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并没有出现“海派”一词,也没有“海派文人”之说。

沈从文仅仅是针对当时文学者对待文学的玩票白相态度有感而发的,他用自己一贯对待文学的严肃、诚实态度来衡量其他文学家,由
此否定了玩票白相、具有海派习气的作家。

从行文语气来看,文章并不具有浓厚的火药味,矛头也并非直接指向上海的文人,而是对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作家都有所批评。

应该说,沈从文是针对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针对文坛的海派习气而言的,是针对文坛现象而并非针对某一团体或个人的。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发表后,身居上海的苏汶对于沈从文的嘲讽感到莫大的委屈,因为他自认为是站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之间而坚持文艺的独立性、自由性的“第三种人”⑦;同时,在上海文人的心目中,海派即是“鸳鸯蝴蝶派”,正如施蛰存所说,在上海新文学作家的概念中,海派是指“鸳鸯蝴蝶派作家如周瘦鹃、张恨水、郑逸梅之流”⑧。

而沈从文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中国创作小说》等文章中一再指责当时的上海文人为“新海派”,这也许是苏汶最不能容忍的。

正是在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的刺激下,苏汶代表上海的文人首先奋起反击,为在上海的文人辩驳。

这便是他在1933年12月《现代》4卷2期上发表的《文人在上海》一文。

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苏汶认为作家不应因名字、籍贯、居留地而被人讥笑、嘲讽,这些都不应构成罪状。

他认为,“‘海派’这两个字大概最流行于平剧界;……‘海派戏’却始终是一个恶意的名词”,而“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平剧界中所流行的。

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

苏汶从上海商业竞争的生存环境、商业社会的经营方式出发,力陈上海文人生活的艰难:“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

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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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间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

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苏汶认为,这种不幸却“被不在上海的同行,特别是在北方的同行所嘲笑”。

当然,苏汶承认,“生活的重压自然是不能作为出卖灵魂的藉口的”。

最后,苏汶以进为守,不无自信和自豪地宣称:“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着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平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平剧一样。

”他相信上海的文学必然会影响北方的文学。

客观地说,苏汶对海派文人特性的概括与沈从文对海派文人的描述并无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却误解了沈从文的海派概念的指代范围。

苏汶认为沈从文“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

在苏汶看来,沈从文是把所有在上海的文人都指称为“海派文人”的。

这与沈从文海派概念的指代范围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沈从文的所有文章中,我们都没有发现他把“海派文人”等同于上海的文人的观点。

而且,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沈从文明确指出海派文人不仅存在于上海,同时也存在于北京。

显然,苏汶偏离了沈从文的原意。

也许,这是一种刻意误读,以便唤起上海作家的集体反抗意识。

按照意大利符号学家昂贝多・艾柯(Umberto Eco)的“诠释与过度诠释”(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理论,在“作者意图”、“本文意图”和“读者意图”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本文的意图只是读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测出来的。

读者的积极作用主要就在于对本文的意图进行推测。

”⑨读者对“本文意图”和“作者意图”的“推测”性诠释极有可能造成“过度诠释”。

对沈从文文本的诠释过程中,苏汶显然存在着“过度诠释”的倾向。

对苏汶来说,“本文就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诠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诠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⑩。

这种对“作者意图”和“本文意图”的“过度诠释”,蒙蔽了诠释者的客观性。

苏汶既然刻意认为沈从文把“海派文人”等同于在上海的文人,而在苏汶看来海派文人又“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那么,他就不得不为上海的文人进行辩护。

由此,沈从文、苏汶揭开了京派与海派论争的序幕。

2 苏汶的《文人在上海》一文发表后,沈从文即刻意识到苏汶完全偏离了自己的原意,便又在1934年1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试图予以纠正。

为避免更大的误解,沈从文在《论“海派”》中对海派予以严格的限定:
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

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

“名士才情”与“商
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
这个名词的概念。

抽象概括之余,沈从文仍感不足,他进一步举例,更为形象地描述了海派的种种表现:“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冒充风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感情主义的左倾”,“栽害友人,邀功侔利”,“渴慕出名”等等卑劣行径。

同时,沈从文再次指出,海派作家与海派风气,不仅存在于上海,也存在于“北方”;上海的文人也并非全是海派,明确把苏汶、茅盾、叶绍钧、鲁迅等同样居留在上海的作家排除在外。

综观沈从文的论述,他所谓“‘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海派文人、海派文学,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一、以张资平为代表的专写性爱(三角甚至多角恋爱、同性恋等)文学、工场化粗制滥造、表现低级趣味的上海文人;二、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文学的清客化”的国民党右翼文学;三、主张“文学与政治结缘”而不讲艺术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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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四、一切具有海派习气、海派作风的文人。

沈从文所谓“海派”,更多地着眼于文学态度、文人习气,是从文化品味方面而言的。

正是从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建设健全的民族文化这一高尚、纯正的文化品味出发,沈从文开始了对以趣味主义为中心的海派的批判。

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对海派作出了明确界定,批判了文学界的海派风气、海派态度,把杜衡、鲁迅、茅盾、叶绍钧等同样居留在上海的文人排除在海派之外,而且承认海派不仅存在于南方,也存在于“北方”。

然而,沈从文认为海派习气起源于上海,在上海表现尤烈,北方“还不至于如上海那么稀奇古怪”。

同时,沈从文一再号召“北方作家”、
“北方文学者”起来扫荡海派的恶风气、海派的坏影响。

显然,沈从文站在“北方作家”、“北方文学者”这一审判者的立场,居高临下地审视、批判海派,具有明显的职责感和优越感。

因此,沈从文的《论“海派”》发表以后,反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30年代的许多作家都参与了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如曹聚仁、徐懋庸、鲁迅、师陀、胡风、韩侍桁、姚雪垠等。

京派海派之争大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这大概是沈从文所始料不及的。

曹聚仁连续发表了《京派与海派》、
《续谈“海派”》和《北平与上海》三篇文章,明确提出了文学京派和文学海派的概念。

在文章中,曹聚仁比较分析了京派与海派的本质,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京派与海派各有千秋,似乎并无优劣可言。

30年代的京派与海派在作者看来,同样是“无以异也”。

相比较而言,“海派文人百无一是,固矣。

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相接触的。

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 λϖ从京派与海派的社会性来看,作者认为海派还尚有可肯定之处,沈从文及其所代表的京派不但没有资格扫荡海派,而且应该
同样处于被扫荡之列。

曹聚仁作为居留在上海的文人,表面上似乎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对京派与海派都加以批评,但他更多地表现出对沈从文海派观的不满。

他在批评京派与海派之时,为海派的辩护是溢于言表的。

作为海派理论家之一的韩侍桁发表了《论海派文学家》,同样为在上海的文人辩护。

他认为海派仅仅适用于上海一部分作家身上:“‘海’字是北平的土语,是带点儿下流,堕落成流氓的意味,通常说某某人变成海派了,那就等于说那个人学得下流,染了一身流氓气了。

” λω徐懋庸则对沈从文的“海派”界定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其实是‘结合’不起来的两种东西。

……两者根本是对立的”。

λξ胡风同样认为京派与海派均有劣迹,二者实无互讥之资格,他对京派与海派皆大加嘲讽:“几个小卒在文坛上乱捧乱喝,大分其‘京’‘海’,无以名之,名之曰‘野狐禅’。

野狐而大谈禅理,其理之荒唐可知。

” λψ毅君发表于1934年2月10日《申报・自由谈》上的《怎样清除“海派”?》一文,则主张廓清海派不应该仅仅限于文学的范围,而应当扩展到整个著作界。

鲁迅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闯将,作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精神领袖,其影响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其他作家无与伦比的。

鲁迅曾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之久,至发表《“京派”与“海派”》时的1934年,他在上海也已生活了近七年。

可以说,鲁迅对京派和海派既有感性体验,也有理性审视,比一般人有着更切实、更深刻的认识。

因此,在所有论及京派和海派的文章中,鲁迅的文章无疑最有力度,影响最大。

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鲁迅并不是在30年代京海论争时才开始关注京派与海派的。

特别是对于海派文学,鲁迅从踏上新文学道路之日起就一直关注着,只不过当时还没有使用海派这一称谓。

早在1919年至1921年,鲁迅就写了《有无相通》、
《名字》等论文,对“北方人”、
“南方人”的不同习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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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揭示,对旧海派(即“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署名、标题有所批评。

从1928年起,鲁迅开始批评新文学中的海派习气,如《文艺与革命》、
《书籍与财色》、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登龙术拾遗》、
《帮闲法发隐》等。

《上海文艺之一瞥》更是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上海文艺由“鸳鸯蝴蝶派”向新海派的演变(“才子+呆子”→“才子+流氓”),对创造社作家,特别是叶灵凤等,多有讽刺、否定,称他们为善于投机、
“突变”的“流氓”。

这种见风使舵的“流氓”,在沈从文等人看来就是典型的海派。

然而,鲁迅在文章中并没有使用海派概念,而是称之为“老上海”和“新上海”。

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发生时,因为苏汶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引用了鲁迅的观点,无形中竟把鲁迅牵涉到论争中;而且鲁迅一向关注着上海的文学发展,在文章中曾多次论及,因此,鲁迅当然不会坐视京派海派之争。

京派和海派的正面论争开始后,鲁迅对“北平某先生”(指沈从文)和“上海某先生”(指苏汶)的论述都不尽满意,他接连发表了《“京派”与“海派”》和《北人与南人》两篇文章,从地域文化角度对京派和海派加以阐释。

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鲁迅对京派、海派概念作出了言简意赅、更为经典性的界定。

鲁迅指出,“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地域文化最终造成了不同的流派: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
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
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
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

要而言之,不过
“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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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与海派,一个是“官的帮闲”,一个则是“商的帮忙”,而在鲁迅看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λ{;“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 λ|,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北人与南人》则超出了文学范围而论述了南方人与北方人性格上的差异。

作者认为,南、北地理位置的不同形成了北方人与南方人性情上的差异。

在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参与论争者绝大多数是所谓海派作家或是在上海的文人,而京派作家却极少有人参与论争。

师陀(芦焚)是京派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参与论争的作家之一。

λ}他在1934年2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京派”与“海派”》一文,较为公正地指出,沈从文的“文章是极端愤慨的。

也许就因为愤慨至于极端,主观的成分很大。

……沈先生的观点,有多分左袒‘京派’”。

师陀并没有把京派与海派放在对立的位置,而认为京派与海派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

他认为如果要区别二者,“不妨笼统的派定———据有学者态度的,‘京派’;相似海京伯马戏班底狮子或猢狲的,‘海派’”。

在沈从文对海派作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界定后,反而引起了更多的对于海派的争论。

这些文章对沈从文的海派论或者有所阐发,或者有所否定,或者有所引申,或者另立新观,推动了论争的发展。

但是,沈从文对这些论争文章并不满意,甚至极端失望,他认为这正是海派习气的一种表现。

他不得不再次发表文章申明自己的观点,这便是他在1934年2月2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关于“海派”》一文。

沈从文认为许多论者对“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认识都偏离了他的原意,他再次对其作出解释: 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
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
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
卖。

正为的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
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
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

沈从文将海派的“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进一步限定为“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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