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情绪智力和工作绩效的关系_工作家庭促进和主动行为的中介作用_侯敏

文章编号：1001-

4918（2014）02-0160-168中图分类号：G443

文献标识码：A

教师情绪智力和工作绩效的关系：工作家庭促进和

主动行为的中介作用

*

侯

敏

1，2

江琦

1，2

陈潇

1，2

朱梦音

1，2

闫秀峰

3

向岭

4

（1.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庆400715；2.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400715；3.大同市教育局，大同037000；4.彭水县教师进修学校，重庆409600）

摘

要：采用整群抽样法对630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查，

考察教师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作家庭促进和主动行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教师情绪智力、工作促进家庭、家庭促进工作和主动行为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2)教师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还通过家庭促进工作和主动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3)高低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不同，低情绪智力通过家庭促进工作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教师工作绩效，高情绪智力通过家庭促进工作和主动行为的完全多重中介作用影响教师工作绩效;(4)工作家庭促进中工作促进家庭维度在教师情绪智力影响工作绩效中没有显著中介作用。关键词：情绪智力;工作家庭促进;主动行为;工作绩效;教师;多重中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09XJAXLX001）．通讯作者：江琦，

E-mail ：jiangqi@swu．edu．cn 1引言

教师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教师职业

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作为高情绪工作者需要在工作中投入大量的情绪（刘衍玲，

2007；张小雪，2012）。教师稳定而积极的情绪不仅是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提高教学有效性的重要保障，而且是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促进师生双方心理健康发展的客观

需要（张大均，江琦，2005）。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概念的提出为研究教师情绪与工作绩

效（job performance ）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分析途径。因此，探讨和揭示教师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就成为了教师情绪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情绪智力是指个体准确地感知、评价并表达情绪，爆发和产生促进思考的情感，理解情绪及情感知识，调控情绪以促进情感和智力发展的能力（Mayer ＆Salovey ，1997）。工业与组织心理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Joseph ＆Newman ，2010；Vanrooy ＆Viswesvaran ，2004；陈猛，卞冉，王丽娜，车宏生，林绚晖，

2012；张辉华，王辉，2011），元分析发现，其相关系数在0.22 0.24之间（Vanrooy ＆viswesvaran ，2004；Joseph ＆

Newman．，2010）。少量关于教师的研究发现，教师普遍认为中层领导的情绪智力对其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师和中层领导的情绪智力都与其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Wong ，Wong ，＆Peng ，2010；Vehbi ＆Mehmet ，2012），教师的情绪智力越高，其工作绩

效越高（肖丽君，

2012；张小雪，2012）。大量研究显示，情绪智力与一些虽然不是工作绩效的直接测量指标但同时又对于工作绩效非常重

要的变量之间存在相关，这些变量有可能是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陈猛等，2012）。其中，既有来自个体心理层面的心理健康水平、工作生活满意度、压力应对方式等变量，也有来自个体社会生活层面的工作生活质量、社会关系质量等变量（张辉华，王辉，2011；陈猛等，2012）。研究表明，反

映社会关系质量的工作家庭促进（work-family enrichment ）和反映个体应对压力环境的主动行为

（active behaviors ）均既与个体的情绪智力密切相关（Karim ＆Weisz ，2011；Yanchus ，Eby ，Lance ，＆Drollinger ，2010；张桂平，廖建桥，2011），也对工作绩

效有积极的预测作用（Cunningham ＆Ｒosa ，2008；Griffin ，Neal ，＆Parker ，2007；唐汉瑛，马红宇，王斌，

2007）。这满足了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和刘云红（2004）所提出的关于考察中介变量的条件。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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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及，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往往同时受到多方面、多层面的变量影响，但限于技术原因已有研究仅能考虑单个中间变量的影响，未能将内外部多种变量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而多重中介技术为我们进行多变量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因此，我们推测工作家庭促进和主动行为在教师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中起着多重中介作用。

一方面，教师情绪智力影响工作家庭促进和个体主动行为。工作家庭促进是指个体由于在某一社会系统（工作或者家庭）中的投入，而对另一系统（家庭或者工作）的发展产生贡献的程度（唐汉瑛等，2007）。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和工作家庭存在联系，个体的情绪智力越高（Karim＆Wersz，2011），或者情感特征越积极（Eby，Maher，＆Butts，2009），就越能够更好的处理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发展。主动行为是指个体积极、自发地改善或创新环境，主动对环境提出挑战，而不是消极地适应现有条件（Frese，Kring，Soose，＆Zempel，1996）。迄今为止，关于教师情绪智力与主动行为关系的探讨较少。已有从个体情感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正面情感能够使个体的思维变得活跃和开阔，开拓行为空间，有助于产生主动行为，而负面情感往往使个体的思维变得狭隘，不利于主动行为的产生（张桂平，廖建桥，2011）。关于情绪智力、主动行为和工作家庭促进之间的关系，Aryee，Srinivas和Tan （2005）研究发现，在压力环境中，情绪智力高的个体通常会对压力产生正性评价，主动采取压力应对策略，以减轻工作与生活中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工作家庭促进。Jawahar，Kisamore，Stone和Ｒahn（2012）的研究发现，个体的主动性与工作家庭冲突有关，与低主动性个体相比，高主动性个体在高工作家庭冲突环境中体验到更低水平的情绪衰竭。这些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与工作家庭促进和主动行为均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情绪智力可能通过主动行为影响工作家庭促进。因此，我们推测主动行为在情绪智力与工作家庭促进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个体的工作绩效会受到工作家庭促进和主动行为的影响（李志勇，吴明证，张爱群，2011；张桂平，廖建桥，2011）。工作绩效是指与组织目标实现相关的行为，且此行为可依据个体对组织目标贡献程度的高低予以测量（Motowidlo＆Vanscotter，1994）。研究发现，工作家庭促进能够正向预测工作满意度和心理健康（Carlson，Kacmar，Wayne，＆Grzywacz，2006；王晶，吴明霞，廖礼慧，吴梅宝，2010；张莉，林与川，于超跃，刘凤江，2012），而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Namasivayam＆Zhao，2007；罗耀平，范会勇，张进辅，2007）。当工作家庭平衡时，个体能降低工作与家庭中的不同角色体验所带来的冲突，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工作效率（王晶等，2010）。主动行为强调个体在实现自身和组织目标过程中的自发性（Griffin et al．，2007）。研究表明，主动行为对工作绩效具有正向预测作用（Jawahar et al．，2012；Cunningham＆Ｒosa．，2008）。主动行为强的个体可能通过主动寻求反馈行为来增加对自我和工作的确定性。经常做出反馈寻求行为的员工比那些不经常做出反馈寻求行为的员工具有更高的工作绩效（申传刚，马红宇，杨璟，刘腾飞，2012）。而且，为了适应新工作主动采用的自我调适和管理的积极构想，通常有利于个体降低工作压力和提升工作效率（丁弈，2007）。

工作与家庭是成年人两个重要的社会子系统，最近，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个体自身的角色活动对其所在的工作或者家庭系统的影响（Jawahar et al．，2012；Cunningham＆Ｒosa．，2008；唐汉瑛等，2007）。工作家庭促进包括工作促进家庭（work-to-family enrichment）和家庭促进工作（family-to-work enrichment），都是通过某一系统促进另一系统的发展。工作促进家庭是在工作上的投入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发展，反之，家庭促进工作是在家庭生活上的投入有助于工作的发展。这说明，工作家庭促进两维度作用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它们分别对不同情境中的变量起作用。但是，已有研究关于工作促进家庭两个维度各自对工作系统和家庭系统的作用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工作家庭促进两个维度的作用一致，它们对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精力衰竭和抑郁均没有显著影响（Yanchus et al．，2010）。而更多的研究则对此提出了异议。李志勇等（2011）发现，在心理资本与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上，工作促进家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家庭促进工作这一维度上中介作用却不显著。同样，对员工创造力的研究也表明，组织支持和领导支持等工作领域支持对员工创造力工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等家庭领域支持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预测作用（王永丽、张智宇，何颖，2012）。本研究侧重考察工作情境中教师情绪智力和工作绩效的关系，因此，我们将重点考察家庭促进工作在教师情绪智力和工作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同时考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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