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中道与狂狷

中道与狂狷
孔子曰“过犹不及”。

《中庸》四章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一般都把“中庸”理解为不走极端，在“过”与“不及”两端进行折衷权衡，选取一个无过无不及、所谓恰到好处的中点，如不卑不亢、不紧不慢、不瘟不火等。

这样理解“中”，似乎也能从《中庸》六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一句得到印证。

虽说“庸”字有“平常”之义，但中庸之道决不是这么简单易行。

《中庸》九章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实现天下均贫富，爵禄不合礼义而坚决不受，为了道义可以赴汤蹈火，这三种情况都能实现，但践行中庸之道也是不可能的。

先确定两端，经过分析思考而取一个“中”，如此理解中庸之道，中庸就成了外在的原则、方法。

而《中庸》三章引孔子之言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中的原话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研读此章可知，其一，中庸不是方法论，不是思维方式，而是内在的德性。

其二，中庸不是通常所谓“取中”，而是“至极”。

中庸是最高最圆满的德行，是至真，也是至善，《大学》所谓“止于至善”才是中庸。

孟子道性善，荀子说“人之性恶”，告子主张“性无分于善不善”。

决不能认为孟子与荀子各执一端，而断定告子之人性无善无恶论合乎中道。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如果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狂者进取”与“狷者有所不为”，狂者是“过”，狷者是“不及”，“中行”即是取“中”，所谓“无过无不及”。

这样理解是浅显的，也是错误的。

孟子曰，“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孟子对中道、狂者、狷者的界定是：中道为至极，其次是狂者，再其次是狷者。

可见中道不是在“狂”与“狷”之间选取一个中点，而是从“狷”到“狂”以至于“中道”，德行与境界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实现。

什么是狂者？孟子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

“狂简”即“狂者”，阳明先生曰：“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

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

什么是狷者，按照孟子对狷者内涵的界定，“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狷也”，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大概属于狷者这一类型。

狷者的德行低于狂者，犹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及“贫而乐，富而好礼”。

狂者进取，狂者之为，是乐善不倦；狷者有所不为，是不为不洁之行。

“为”的内涵不同，故不可执“狂”“狷”为两端，而说狂者为“过”，狷者为“不及”。

在中道、狂狷之外，还有一类型人属于“乡原”。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孟子曰：“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孟子对“乡原”的界定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

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孔子赞扬“中庸”为最高的德行，而痛斥“乡原”为“德之贼也”。

但人们往往把“中庸”理解为好好主义与不思进取而加以批判，这正是把“中庸”与“乡原”划上了等号。

总之，“中庸”之“中”不是取中，“庸”也不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上》。

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所谓“自取之也”，即“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之义，儒家从孺子之歌中领悟到的是为仁由己、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渔父》也记载了孺子之歌，但渔夫对屈原说，“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夫所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在儒家看来其实即是“乡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