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其思想历程——兼答朱献贞先生的批评(一)

鲁迅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其思想历程——兼答朱献贞先生的批评(一)

鲁迅一生经历了根本性的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并不像瞿秋白所说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可以这样说，鲁迅的一生都没有摆脱民族主义情结的纠缠，并经历了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再回归民族主义的思想转变。这是五四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思想历程，它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对鲁迅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民族主义回归的思想历程，学术界尚没有足够的重视与研究。本文就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探讨，并回答朱献贞先生《鲁迅“厌恶西化”吗》①]一文对我的批评。

像大多数第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样，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根本动力，而且民族主义情结伴随着鲁迅的一生。辛亥革命前后的鲁迅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从进南京矿路学堂到留学日本，最初的动机便是科学救国。鲁迅最初选择了学医，是受到了父亲病故的刺激，痛感中国缺乏现代医学，立志以医学救国。到日本仙台医专学习又受到日本学生的歧视，更激发了民族意识。他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表达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当留日学生发起拒俄运动时，鲁迅写作了《斯巴达之魂》，慷慨激昂地鼓吹民族主义。这个时期，鲁迅虽然意识到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别求新声于友邦”，但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最初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科学技术落后以及满清政府腐败无能，还没有认识到根本问题是中国文化即国民性的弊病，更不认为西洋文明胜过中国文明。这是当时那一代新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鲁迅在日本拜章太炎为师，受到了章太炎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章太炎虽然政治上是一个革命者，但在文化思想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的思想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章太炎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排满，这是那个时代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同时，他也有强烈的反西方列强的思想，宣称“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革命军约法问答》）他把民族主义扩展到文化领域，认为西方文明不如中华文明，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封建之变相”。他提出“均田”、“限袭产”等民粹主义的主张，甚至把国民的道德品质按照职业、贫富划分等级，农工等最高，官商等最低，而翻译（雇译人）则居末位。这些思想都强烈地影响了青年鲁迅。鲁迅在留学日本时写下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表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往昔的辉煌充满自豪：“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夷莫之与邻，蹙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今日虽凋零，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②]这与五四时期认为中国文化是腐朽、落后的文化截然不同。鲁迅认为中国在现代的落伍，是由于没有开放，不是由于文化的落后：“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也。”③]他虽然认为西方科学昌明，但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难与中华文明比肩：“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④]他对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中国文化的衰落痛心不已，认为是“本根剥丧”、“种性放失”。他认为文明进步原于传统，反对脱离传统：“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⑤]这个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相去何远。因此，他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崇尚西洋文明的“偏至”之举，如“竞言武事”、“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终至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为国人“馨香顶礼”，这样，“贱古而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⑥]。他崇尚“摩罗诗人”，特别是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具有反抗精神的波兰、匈牙利等弱小民族的诗人，其目的还是为了民族复兴。尼采是反现代性的先驱，鲁迅接受了尼采思想，批判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的西方现代文明，“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但与尼采不同的是，他不是“反思现代性”对资本主义的超前批判，而是站在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当时的民族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中国精神文明发达”，鲁迅也持这种立场。他认为当时的改良派、革命派如梁启超等人的“世界人”和“国民”主张是“恶声”，必须破除。他批判科学主义“奉科学为圭臬”，并为宗教、神话

以及中国农民的迎神拜鬼等迷信活动乃至龙的形象辩护，这也与五四时期的反迷信的鲁迅大异其趣。鲁迅的救国方案是以传统文化容纳新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⑦]当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缺陷也有所思考，认为缺少“诚”与“爱”，但在总体上还是肯定中国文化的。总之，留学日本前期的鲁迅，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民粹主义的。

鲁迅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刺激。从事思想启蒙工作，也是看到在日俄战争中日军枪毙中国“间谍”而国人麻木不仁的记录片，觉悟到仅有健康的体魄，仍然免不了被杀头或者当看客的命运，遂决定弃医从文，以改造国人的灵魂为己任。辛亥革命时期，民族主义高涨，成为反清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陈天华的《警世钟》就历数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局面，号召人民奋起救国。鲁迅参加同盟会，也出自同样的心理。他的文化思想仍然是保守主义的。他在五四以后回忆起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的心态，认为只要****了满清政府，就可以峨冠博带、恢复汉官威仪了，其实这也包括当年鲁迅的心态。辛亥革命中，绍兴光复，鲁迅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庆祝，就是这种乐观心情的写照。

辛亥革命的波澜过后，中国社会仍然是一潭死水，封建主义依然如故。鲁迅陷入深深的失望与彷徨之中。五四运动兴起，鲁迅参加了进去，并且意识到中国的弊病不在政府的好坏、技术的高低，而在传统文化的落后、国民性的不良。这样，鲁迅就接受了以科学、民主为内涵的五四现代性，并由民族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是五四知识分子的通识。可以这样说：五四前尼采、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导致民族主义，而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却导致世界主义。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是特殊的世界主义。五四知识分子从世界主义出发，主张废除汉文，使用世界语。鲁迅也表赞同。他反对读中国书：“中国古书，叶叶害人。”并提出：“汉文终当废去，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⑧]鲁迅也一反以前反对“世界人”的立场，主张做世界人。他说，“不怕‘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反倒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是“大恐惧”。⑨]的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以西化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特征的，而鲁迅是最激烈的反传统和西化的主张者。鲁迅认为中国历史是摆了几千年的“吃人的筵席”，是“做稳了奴隶”和“要做奴隶而不得”交替的历史；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中国必须批判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改造国民性，才能获得新生。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药》等都向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猛烈开火，解剖国人的灵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中国的前途就是学习西方文明，奉行“拿来主义”，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超越了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