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道——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天人之道

摘要：

中国古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元素浩如烟海，文化派别林立。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思想，大致可分为两方面：“天道”——对自然系统的认识和“人道”——对社会系统的研究。

关键字：

天道人伦天人合一平衡对立辩证统一

正文：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两千余年以前，汨罗江畔的诗人踏月而行，缓缓道出对世界本源的疑问。事实上，自中华文明诞生之时起，就未曾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混呵，不可名也……强为之容，名之曰‘道’”。“道”指代世间的真理，宇宙的本源，一切社会最高的智慧。遍翻中华文化史，尽是一部对“道”的探求实。当然，不同的学术派对真理别有不同的称呼方法，有人称之为“理”，有人称之为“法”，等等之类，一言难足。中华文明五千年，百家争鸣，能人辈出。时至今日，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向和成果，大致可分为两方面：研究探讨自然规律的“天道”和分析思考人类社会的“人道”。因此，笔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点浅显论述，也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天地道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今世之舞台，众生之所诞，亦众生之所归。究天人之际，识自然造化，以望冥冥之天，即谓求道于天地。中国文化中，求道天地，分析自然的代表流派，莫过于道家与阴阳家。

（一）道家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开篇明义告诉世人：天道悠悠，玄之又玄。故《道德经》五千余言，尽是非常之言、非常之理，于自然造化、风物循环和牝牡交营之中感悟世间道理，秉持的社会认识和处事态度往往大异于常人，却又处处深合天理，返璞归真。

依笔者所见，《道德经》五千余言，大体思想在于三个方面：一为守弱归元，二为无欲无为，三为辩证转化、对立统一。

关于“守弱之道”，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推理来认识：

大前提：万物皆好生而畏死，可知“生”胜于“死”；

小前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筋韧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可知“生者”都具有“弱”的属性，而“死者”具有“强”的属性；

结论：“弱”胜于“强”。

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家思想确是不折不扣的“弱者之道”，即所谓“弱者道之用”。

世人皆争强好胜，自以为是，却不知“柔弱”才是世上最强大的属性：“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最坚硬的武器却无法摧毁最柔弱的对象，深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以柔克刚”之学。人们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鄙视那些“不求上进”居于底层之人，却不知人类无论爬得多高也不能脱离“水”而生存，包容而谦下的“水”反而是真正制约社会的决定性力量——这一条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群众（无知屁民）而非杰出伟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奇怪的定律。

事实上，那些真正居于社会顶端，懂的社会规则的人，也都是那些最善于“守弱”的人。“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谓包容万象，虚怀若谷，如同大海一样居于下方承接江河的水流，又如同装不满的杯子，灌不满的湖，恍恍惚惚似有似无的雾气（道盅，而用之又弗盈也；渊呵，似万物之宗；湛呵，似或存），他们的心胸宽广无比，没有人能探知极限；他们安静宁和如同婴儿，没有人能找到弱点。伟大的君王们都自称“孤、寡、不谷（孤家寡人，不祥之辈）”这样让人不舒服的称呼，正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要严守“弱势、谦下”——“受邦之诟，可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可谓天下之王”，想当年越王勾践屈辱尝粪，卧薪尝胆，十年生育，十年教训，承受了他人无法想象的屈辱，终于一朝翻身，称霸天下，从某种角度说，亦得益于这“守弱之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正是由最柔弱、最卑微的“水”所构成的啊！

谈到道家思想，最为人所诟病的有两点：“无为”和“愚民”，老子也因此被扣上“奴隶主阶级的维护者”和“阻碍社会发展”这样的大帽子。就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对上述观点的歪曲误解。在老庄的时代，周朝中央政权软弱无力，中原各诸侯国割据兼并，相互混战，造成社会生产力和民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破坏，“天下哀霜，人若转蓬”，道家“无为、愚民”思想的出现和发展，正是为了探求一条拯救万民的道路。

所谓“愚民”，并非以己昭昭，欲人昏昏的封建统治，而是安闲宁静的为政方法。“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天道公正而无私，在“愚民”的同时亦要“愚己”，去除无知欲念，遵循自然规律，共建和谐社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常被人解释为鱼肉百姓，却不知天地亦在万物之中，圣人也属百姓之列，把无为之政理解为“踩在百姓头上”是十分偏激的。

道家思想认为，天下纷乱，众生多苦，是因为人、尤其是统治者有太多的欲望。私欲使得人们拉帮结派，损害集体维护个人；财欲使得人们贪求黄白之物，带来痛苦和灾祸；贵欲使得人们争相谋求地位，一路攀爬自寻烦恼；利欲使得人们争斗不休，兵戎相向；名欲使得大国相互攻伐，争当“霸主”；寿欲使得人们畏首畏尾，惴惴不安；淫欲使得人们……因此，要减少世间的痛苦，化解自身的烦恼，最好的办法就是淡化消除自己的欲望，回归到安宁混沌、无欲无求的“婴儿”状态。《庄子》中有一个故事：古时有一个神叫做“混沌”，没有五官七窍，别人认为他很可怜，就打算为他凿开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以此讽喻世人：自以为清楚明白，沉湎于感官欲望之中，不如无知无欲，回归混沌，“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是批评“财欲”；“富贵而骄，自遗咎也”是反对“贵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抨击“私欲”；“不以兵强天下”、“道恒无名”是谏喻“名欲”；“天长地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应对“寿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是制止“利欲”；“清静可以为天下正”是节制“淫欲”……如果人类、特别是统治阶级都能够践行“无欲无为”的准则，不贪渎，不扰民，不瞎折腾，国家就太平了，社会就和谐了。

道家思想中最广为流传、为人所尊敬的，就是其中流露出的高深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我们日常认识中的各个对应相反的概念彼此联系到一起，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真理：一切相反的属性都是互相依存而互相转化的，天道悠悠，物极必反，阴阳两种属性彼此紧密联系，交替转化，即所谓“反者道之动”。

《道德经》第一篇，即把自然真理分成两部分：“有”和“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天下万物皆生于“有”和“无”，万事万物皆如此两者一般，“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先后相随……”此即万物相依相对，不可分离；世人皆好占有而恶缺少，然而优劣转化，有无相生，“埏埴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优势的“有”也可能不如劣势的“无”，智者要善于严守与常人追求相反的“劣势”来获得成功。世间万物生于弱，弱而后强，故当严守“弱势”，严守希望；“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发展到强盛的顶端便是衰亡的开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由此可知，人应当善于从相反的角度看待问题——“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先予之”，此即柔弱胜强，行反得正之道。道家说“无为而无不为”，“正言若反”，皆由此推知。

笔者对于道德经印象最深的是篇末关于天道的论述：“天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句话完全可以翻译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温差扩散和熵增定理。这种从自然规律推定的社会规则，体现了早期的公平社会思想，仍然值得今人借鉴。

是以有因祸得福也，有守弱胜强也，有以柔克刚也，有以进为退也，万物之交变，世事之辩证统一，恒也。

（二）阴阳

笔者对阴阳家了解有限，故而主要谈一谈阴阳家的“五德终始”思想。

根据中国五行思想，自然万物都可以划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从自然现象来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克制和相互辅助的循环，即所谓“五德相克（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和“五行相生（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这种彼此生克、循环作用的系统联系，对中国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阴阳家将自然界中的“五行五德”同社会体系相结合，把五行的生克关系同王朝交

替、时政更迭联系起来，创造了流传深远的“五德终始说”。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认为，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属性（金、木、水、火、土），而一个王朝的兴起是因为它的属性“克制”了之前的朝代，而每个王朝的灭亡也都是因为新兴的势力属性克制己方。邹衍以此解释之前历史中的兴亡交替：上古（黄帝、尧、舜）之时崇尚黄色，“尚土”，所以被“尚木”的“夏朝（始自大禹）”取代；商汤崇尚白色，“尚金”，所以取代了崇尚青色的夏朝；而“尚火”的周朝崇尚赤色，取代了绵延六百年的商朝。以此推之，当今（邹衍是战国后期人）姬氏暗弱，周朝岌岌可危，取代周朝的必然是一个“尚水”的朝代。后来秦人灭周，嬴政登基为帝，崇尚玄色，不知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数，抑或是借鉴了阴阳家的思想。

及至后世，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在改朝换代的统治者中仍十分流行。汉高祖刘邦（赤帝子，属火）“帝斩白蛇”，持“赤霄”宝剑斩杀了帝位的竞争者“白帝子（属金）”夺了天下；王莽篡权后，修改了学说，把朝代更替由“相克”改为“相生”[汉（火）→曹魏（土）→晋（金）→北魏（水）→北周（木）→隋（火）→唐（土）→后梁（金）→后汉（水）→后周（木）→宋（火）→金（土）→元（金）]；至元朝以后，又改为相克[元（金）→明（火）→清（水）]；甚至民国和新中国也有人解释为“清（水）→中华民国（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木）”。笔者看来，若按五德之说解释，国民军为何输给解放军呢？因为国民军是国民党治下中华民国的武装，所以“土生金”，属金；而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木生火”，所以属火的“红军”必然要消灭属金的“白军”……当然，这不过是笔者一家之言，请读者辩证分析，不必深究。

“五德周转，天命轮回”，这一点倒深合中国古文化中的“报应观”，同佛家传入中国后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轮回思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正是因此，阴阳家虽在汉初之后便渐渐消亡，但“五德循环”的思想，依然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流传不息。

二、人间事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茫茫世间，众生百态，天下纷纭，荣辱沧桑。何以通古今之变，识人伦大道，兴普世之学，从社会的运行中总结规律教训，以为己用，即是中华文化中流派众多的“人间之学”。

（一）儒家

儒家起于孔丘，兴于战国，抑于强秦而尊于大汉。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在中国官方文化研究中占了绝对统治地位，研究探讨儒家思想的著作汗牛充栋，笔者除《论语》、《孟子》外甚少涉猎。因此，笔者仅就个人了解讨论一番儒家之道。

儒家对个人生活的规划十分明确：“格物、致知、明义、正心、修真、齐家、治国、平天下”，依此对门下弟子作出严格的教育和要求，并进而由小到大，构建由“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所统治的社会体系。因此可以说，儒家的理想社会模型是一个规则

的金字塔。在这个塔形的社会结构中，个人要通过修养自身学会处世的“礼”，进而维系、遵从和发展自己的家族；处于相近地位的家族彼此联系构成不同的阶级；整个社会依照地位不同的阶级（士、农、工、商）层层排布构成完整的金字塔，每个人都要按符合“礼”所规定的行为态度去做人做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处于金字塔顶峰的统治者是“圣王”，按照“仁”的思想、“礼”的规则来统治整个社会；对基础个人修为的最高要求是“君子”，要按照“义”的标准、“信”的态度来面对日常生活。

所谓“圣王之道”，最早由孔子所推崇。春秋以后周朝中央政权日渐软弱无力，各地诸侯国对天子法令缺少遵从和敬重，整个政治体系陷入“礼崩乐坏”的混乱状态，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破坏。孔子认为，要想恢复社会的安定和秩序，要向上古时期的“尧、舜、禹、汤”等伟大君王学习，恪守“仁义爱民”，坚持“克己复礼”，重建西周以后崩溃的社会秩序金字塔。为此，孔子游说诸侯多年，试图在普天之下推行“先王之道”，可惜“人心不古”，古礼难复，孔子的主张几乎处处碰壁。据记载，孔子曾拜访老子，求教古礼治世之道，受到了老子的驳斥——“不能把先王的礼教当做先王的治国智慧”。所以孔子生命后期，不再试图到处拜访国君，而是大开师门，广收弟子，教授君子之礼、做人之道；精研整理经史书籍，编制《春秋》。对“先王之道”的研究，也逐渐回归到最基本的“仁义”之中。

到了战国时期，孟轲感于兼并战争日渐激烈残酷，诸侯统治愈发专制独断，便在“圣王之道”中加入了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揭示了社会统治中的重要规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此警示统治者关注民生，减少暴政，尊重人民的期望和要求，并第一次把“百姓”置于“君王”之上，形成了早期的“服务型政府”的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次重大飞跃。

在对个人思想行为的建设上，儒家思想具有更明确的指导作用。儒家广泛运用了“君子”这一概念，为“君子”制定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君子应该“温良恭俭让”；君子应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君子应该“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君子应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君子应该“勤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至荀况时，因为其坚持“性恶论”，所以君子应该时刻学习，反省自己的罪恶和不足。两宋时诞生了“程朱理学”，坚持“存天理，灭人欲”，更加严格刻板地坚持对于个人的种种道德和行为要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然说，理学这种过分严格方正的思想对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一种限制，但坚定不移、坚持原则的态度却大大坚守了“人”的尊严——越来越多的人圆滑处世，放弃原则，多半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地位。但由卵石搭建的社会金字塔是不可能稳固受力的，所以尊严和原则的“棱角”必不可少，此即所谓“君子有所不为”。

到了明代中期，程朱理学日渐僵化腐朽，已经沦为统治阶级禁锢人民思想，阻碍社会前进的工具。在这种矛盾现实之下，王守仁的“阳明心学”横空出世，发扬光大。“天理（道）”藏于万物之中，与“人欲”对立，但“人欲”本身亦是万物之一，自有天理。这种矛盾充分否定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公道自在人心，天理即

是人欲，善恶、正邪都只是人欲的各个方面，人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顺其自然，解放思想，追求内心的纯正和光明。这种“光明之学”又为儒家思想增加了新的充满价值的内容，使得儒学日加发扬光大，长盛不衰。

（二）墨家

笔者第一次接触正式的墨家著作，是在中学课本上读到的《墨子止楚攻宋》一文，深为其中敢作敢为的勇气和针锋相对的智慧所震撼。在群雄争霸，烽火连天的时代，墨家不求闻达于诸侯，亦不像许多“隐士高人”一样退居世外，躲避纷争，而是坚定不移的站在弱者一边，身体力行自己的信条：“天下皆白，唯我独黑。民生涂炭，奈之若何。墨门奇术，克而不攻。八横八纵，兼爱平生。”

如果说儒家“克己复礼”、“修身齐家”的社会理想代表着温和的历史改革派，那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家无疑属于奉行侠道的革命先驱。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儒生们相比，墨门弟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在统治阶级尔虞我诈的时代，墨家代表了广大下层劳动者的心声，颇有些原始共产主义的意味。

墨家倡导“兼爱”，否定以家族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主张把对亲族的“爱”施予每一个陌生人。在传统儒家社会模型里，家族利益要高于社会利益，亲缘关系要高于秩序法令这就留下了亲族与国家的利益矛盾。墨家的“兼爱平生”思想，把整个社会的个体纳入“亲族”体系，把亲族利益同社会集体利益统一起来，是十分可取的。

墨家主张“非攻”，反对国于国之间的兼并攻战，也是为了维护基层平民的利益。在战国的兼并战争中，受到损伤最大的并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贵族，而是最底层的无辜平民。每一次大战过后，伏尸巨万，流血漂橹，都伴随着劳动人民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是极其不人道的。反对攻战，反对杀戮，代表了人性中“善”的光辉。

主张“尚贤”、“非命”、“节用”、“节葬”的观点指出：一个完善的社会体系应该不计门第、背景，唯才是举；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囿于“命数”；要勤俭节约，减少铺张浪费。从这些角度讲，墨家思想同我们今日提倡的“和谐社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兵家

相对于儒、墨、道家从宏观上分析社会，探求救世法门不同，兵家是一种充分维护本国利益，追求个人价值的学派，也是流传于乱世统治者之中真正的“显学”。

兵家，相传最早缘起于姜太公（吕望）。吕望辅佐武王伐纣，作《六韬》，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兵书之一，而将兵家学识发扬光大的，莫过于“兵圣”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当孙武之时，正是春秋后期，诸国由争霸战争向兼并战争转型，战争对国力消耗日趋加剧，战争技术和艺术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成为一门甚至可以扩展到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宏大学科。

孙子兵法十三篇，强调了对战争整体性、系统性的把握：战争不只是沙场之上过马

一刀，而是一种综合国力、斗争策略的全面比拼。“上兵伐谋、次兵伐交、其次伐兵、最下攻城。”伐谋者，较以实力，以己之强，破敌之弱，不战而屈人之兵；伐交者，远交近攻，打击敌周边环境，陷之于孤立无援，使其不战而自破；伐兵者，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至于攻城略地，千里奔袭，实乃下乘。

要想在形形色色的“战争”中取得胜利，都要讲求“道、天、地、将、法”各种战略要素，即战争的正义性、适时性、地理态势、统筹指挥和组织结构。兵以利动为常，而兵以义动能恒。占据战争正义性的部队，即使一时处于劣势，也能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力量，更容易取得胜利；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小心，把握时机——国虽大，好战必亡，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要善于把握天文地理优势，“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将者国之辅也”，统帅指挥之人应该知进退、识众寡、亲兵士、善有备、无拘无束；一个完美的军事组织应该令行禁止、没有混乱掣肘，“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此皆战争智慧之精髓也。

兵家之学注重运筹变化。兵者诡道，“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故兵无常势，若水无常形，因敌之势为之。善用兵者难知如阴，动如雷霆，据九地而行九变，虚虚实实不可捉摸，示之以弱，击之以强，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一举击发，沛莫能御。用今人的话去解释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敌人弱点，制定作战策略，最终赢取胜利。

兵家在致用立身、实现个人价值（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同时，也注重对公民国防意识的训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了基础公民在战争中的作用；“军人有守土之责”，明确了士兵的责任义务。

时至今日，中国兵家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远销海外，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文化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法家

法家可谓是中国最早的法治社会雏形，它的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史中，一直在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名义上唯一的主流思想，但中国封建统者历来奉行“外儒内法”的施政纲领——名义上以儒家思想拉拢民心，实际上奉行法家毅武威行之术，以天子律令为法律，依靠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构建秩序，各级国家暴力机构维系底线，以此控制国家，维持政权。

法家还讲究“循名而责实”，主张天子利用权术规则控制群臣，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所谓天道无情，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统治者必须铁面无私，一切应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当然在天子手里必然是以皇家利益为标准。这一点同现代法治思想“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追求大公无私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性的观点是不同的。

法家反对儒家的“复古”，反对道家的“无为”，主张依据当前状况，锐意改革，利诱使人端正，威逼使人守法，利用法律与权术相结合，“定分止争”、“兴功惧暴”，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人性”在社会进步中

的积极作用，过分坚持“性恶论”。不过，法家的唯物主义精神和依法治国的思想，仍然值得现代人学习。

三、待物学

在钻研“天道”探求自然规律和研究“人道”分析社会理论的同时，实用的中国古人也常常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古代伟大的“天人合一”哲学。

（一）医家

有人把古代中医分成两个阶段：宋代以前为“道医”，利用天地宇宙的规律，以总体性、系统性的方法来认识人体奥秘，治病救人；宋代以后为“儒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热衷于药石之术，缺少对病理的整体性把握。本人对中医历史知之甚少，但对“道医”的观念十分赞赏。

古代中医（道医）把阴阳、五行等观念等观念引入人体研究，结合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元气说”，认为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人体经脉紊乱，阴阳失调，五行交攻，元气散弱，导致外邪入体，“六淫”伤身，终至动静不爽，神志萎靡，侵筋蚀骨，久病不起；甚至元气耗尽，最终死亡。

医家认为，人体肾属水、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五脏加心包，此六者分属太阴、厥阴、少阴（三阴）；胃、胆、小肠、大肠、三焦、膀胱此六者分属太阳、阳明、少阳（少阳）。五脏六腑加心包，是为人体十二常脉，纵贯人身从头到脚；任、督、冲、带、阴维、阳维、阴跷、阳跷八条脉络穿插其间，非阴非阳。人的生命活动，就是“元气”在这二十条经脉中循环流动的外化体现，而人类所反映出来的种种生命现象，都是人类神识的主观活动驱动人体生命系统同宇宙自然的大系统相互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降生，是“牝牡相合，阴阳交泰，元气汇集，魂魄入来”；成长，是“筋骨坚强，元气萌动，牝牡渐分，人事将成”；衰老，是“元气消散，五行不和，经脉衰微，生机化绝”；死亡，是“经脉衰竭，元气涣散，阴阳不济，生魂不附”。人之生老病死，譬如春夏秋冬，万物枯荣，阴阳流转，悠悠不息，符合宇宙自然的规律。“治病于未病，如同治乱于未乱”，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养生，而最好的养生长寿方法就是如同天地一般“不自生”，清心寡欲，安定闲适，不刻意追求长寿，减少自己的激动与烦恼（喜伤心，怒伤肝，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

中医治病如同用兵，事实上没有固定的手段和方剂，具体的治疗方法要根据环境状况、致病原理和患者自身情况而定：综合考虑冷暖、静噪、晴雨等外界条件；研究六淫、七情、生活习惯等发病机理；分析性别、体质、甚至生辰八字等影响患者身心模式的参数，最终提出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或药石、或按摩、或针灸、或干脆执行手术。这种宏观辩证、灵活变化的医疗哲学，才是面对世界、面对自身最伟大的智慧。

（二）杂家

杂家的代表人物是一代名相吕不韦。所谓杂家，通常缘自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兼修百家，为我所用。吕不韦本是一代巨商，而商人正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诸子百家之学各有所长，若能兼修孔孟之学以感人，法家之学以御人，兵家之学以伐人，则无不胜也；兼修道家之学以安己，墨家之学以淬己，阴阳之学以明己，则无可伤也。善用诸子百家之学，则博弈天下可也。

故杂家者，以我为主，求实求利，天道者，人道者，皆莫如“我道”也！

四、平衡篇

自然之道，天长地久，生于人所未生，而亡于人之已亡，故天道悠悠，是养生怡性之道也；社会百态，须臾沧桑，多有纷繁之变，而有所为于世间，故人道昭昭，是快意腾翔之道也。天道常守静，安自然变化，无为而无不为，兼济苍生万物，是阴静也；人道多变动，行辉煌之事，有为而有所不为，驰骋山河万里，是阳动也。对立阴阳，平衡而转化，道也。是天人之道，兼备而不可或缺也。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维维长久，犹张弓者也；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煌煌伟烈，犹放箭者也。故天人合一者，引弓而射大荒，若盘古开天地，辟鸿蒙，可以无悔也。

参考文献：

《老子》《庄子》（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年第一版）

《论语》《孟子》（远方出版社）

《墨子》（岳麓书社）

《孙子兵法》（远方出版社）

《黄帝内经》（中国古籍出版社 2007年第五版）

《吕氏春秋》（北京出版社 2006年第一版）

百度（https://www.360docs.net/doc/df19168843.html,）

维基百科（https://www.360docs.net/doc/df191688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