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康德的三大批判精粹》

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

摘要：我国对康德研究的现状和进展，可以从康德译本里反映出来。本文即以杨祖陶、邓晓芒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为主，比较了康德哲学的不同中文译本，对照德语和拉丁语原文评价和讨论了康德哲学翻译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对译名进行了讨论，并对不同译本有所比较和评价。

关键词：康德；先天；先验；aesthetisch

杨祖陶、邓晓芒两位先生的译著《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终于出版了，实在令人高兴。我说“终于”，是因为早在1999年我就听说两位先生已经译出了这本书，并据说年内就可出版。康德译著的可怜现状是大家都清楚的，而就两位先生此前的研究论著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将会见到一个相当优秀可靠的译本。于是99年以后的一两年里，我虽然一直在祖国各地流浪，每到一地，却都会到书店转转，去找找这本书，然而每次的结果都只是失望。后来才听说，两位先生对译文很是慎重，曾反复修改，我想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两位先生才不惜让我们久等。

这些年来，学界新贵们都忙着翻译新著来抢占学术山头，他们虽然也越来越觉出康德的重要，却又缺少精力和毅力甚至能力来精读精译康德经典，以至于在胡塞尔、海德格尔这样的学界热点的翻译上，由于缺乏康德哲学的功底而象先验、超验不分这样的错漏不断出现、几成顽疾。举例来说，修订本《存在与时间》（三联1999年版）第452页出现“美学”（aesthetisch）一词，颇令人费解，后中译本于第455页译出的英译者注，明确地指出该词是在“康德意义上的直接感官经验的意义上使用的”，那么该词所指显然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里的“先验感性论”（Die transzendentale Aesthetik）问题，于此当然只能译为“感性学的”；同一个问题也出现在《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对80年代出版的该书原译本几乎没有作任何修改）里，该书第138页的第二个注释提到《纯粹理性批判》（Kemp Smith英译本）里的“先验感性论”时，却被译成了《先验美学》；甚至王路先生在他极为出色的弗雷格译著《算术基础》中也同样把“先验感性论”令人遗憾地译成了“超验美学”。还有，新校译本《命名与必然性》不加说明地从头到尾把先天（a priori）翻译成“先验”，却在翻译克里普克引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里的一段话时直接使用了庞景仁的中译本译文，而不想庞译是把a priori译成先天的，于是该书译者就自己给自己带来术语混乱（克里普克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95页）。该译本还把一个作者注译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4卷，第43-44页，肯普·史密斯译，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56年”（p.135），其中所说的英译者一般译成康蒲·斯密，倒不必苛责（但也表明译者对康德哲学很不熟悉），“第3-4卷”却显然是个错误，查原文应为“导言Ⅱ”（德文本B3），英译本页码是对的，这是一个稍作查对就可以避免的错误，几个译校者却都没有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一本优秀的康德译著的出现就不仅在国人的康德研究上有其意义，而且对我们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都该是非常及时而有益的了。杨邓两位先生的学界朋友多、学生也多，要论吹捧，像我这样既非入室弟子又属无名之辈的人是没有资格的。可是拿康德著作的原文仔细与《精粹》对照一看，我想我是更深地发现了该译本的一些优点，同时也读出了几个问题，于是信手写下，期与诸读者共参并向两位先生求教。

康德是个偏好对常识观念作仔细区分的人，他主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他的哲学，比如把时间和空间从称为质料的刺激物里抽离出来就是如此，而他在其著作中的许多地方都对所用词汇做了精心挑选和分辨，这些区分并不是语言上的，而只是纯哲学的，只有深刻把握了他的哲学体系的人才能体会到，才能看出这些区分来。所以笔者个人观点，以为康德研究的关键，只在正名一事。我们目前对康德哲学的一些误解主要就来自于对康德用语的误解。因此文本的翻译实在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成果的一个展示，翻译不可能像写文章，有机会逃避一些要害问题，而只能老老实实考究名相。杨邓译在康德研究上的意义和贡献其实主要就在于此。此外，由于康德著作的中译本质量一般比较差，所以该译本对前人译作里的许多翻译错误也时有纠正。下面就三大批判的译文分别论之。

此前，我们主要有两个《纯粹理性批判》全译本，公认比较好一点的是韦卓民先生的译本。对照原文读过的人会发现，韦译更接近英译本（Kemp Smith译本）而不是德文原本，英译在好些地方对德文原文句式的处理并不十分严格，译成英文时稍嫌随意，而韦译在这些地方基本上是悉数照搬，没有以德文原文为准。至于韦译的一些译误显然也应该是由于仅依据英文而造成的。杨邓译则称：“本书的全部选文均据德文本直接译出”（封三），与原文对照过后，可知其言不虚。仅凭这一点，这个本子就很值得我们重视。更何况我们还发现韦译本在好些地方存在着漏译现象，

有时甚至是大段的漏译，想来大概是韦先生晚年年迈眼花留下的遗憾，而出版社所据以整理的也只是韦先生翻译出的初稿，如今斯人已驾鹤西去，这些遗憾也就无法再弥补了。

用德文本与《精粹》相对照，你就会吃惊地发现杨邓译本相当忠实和可靠。这几乎是连韦卓民这样优秀的译者也没能做到的。就拿康德在“先验感性论”§1里一个关于感性与鉴赏判断区分的重要注释来说（前面所言海德格尔和弗雷格的中译本出现的问题都与这个注大有关系），韦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p.63）问题就比较多，比如将jetzt译成“通常”，显系由英译“currently”（Kemp）和“at present”（Meklejohn）的歧义所致，实际上康德在这个词上想表达的是只有德国人现在（《纯批》出第一版时的现在）受鲍姆加登的影响对aesthetisch

一词出现了误用，杨邓把这词译成“目前”（《精粹》p.84），显然是更为准确。韦译又将Kritik des Geschmacks译作“审美批判”，易与aesthetische Kritik混淆，杨邓则译成“鉴赏力批判”，当然是更佳。

再则，韦译对Prinzip和Grundsatz不作区分，均译作“原理”，而杨邓则分别译成“原则”和“原理”。虽然一般说来Prinzip应译成原理，韦译并不算错，但杨邓译区分开两词对读者准确理解康德应当是更有利的。还有，大概是考虑到了海德格尔对Dasein和Sein的区分，杨邓译把康德所用的Dasein译成“存有”，以与Sein“存在”相区别，这一点是以前的译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如果仔细找，这样一些例子还可以找到很多，比如把Gegenstand译成“对象”，而把Objekt译成“客体”，从原文仔细阅读，可以看出康德对这两个词的使用是有分别的，而我们发现英译（Kemp）却一律译成Object，韦译大概也由于过分依据英译而并未对此二词作出区分（对于这两个词，庞景仁先生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里虽然也有一个区分说明，但是康德在那里的区分与在《纯粹理性批判》里的区分是不同的）。

有趣的是，《精粹》也译出了《实践理性批判》的重要章节。《实践理性批判》早有关文运译本，6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商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重印这个译本，而是捱到1999年推出了一个韩水法的全新本子，这个新译本的出现引来了一片叫好声。

由于笔者对伦理学兴趣不大，加之以前读过第二批判的英译，所以没有逐字逐句地细读韩译。倒是老有些读过韩译的朋友告诉我说韩译难懂，而他们基本上都是西方哲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于是待杨邓译出版后，从中抽取几段与韩译作了些对照，马上就看出韩译在处理外文长句的技巧上不如杨邓译，好些地方，两个译本的句意相同，韩译就显得比较拗口，杨邓译则流畅而清晰，显得更胜一筹。

有些地方实际上涉及到译者对康德的理解，比如，杨邓对“Fuerwahrhalten”一词就译成“认其为真”（p.274），这完全是故意的逐字译，而该词一般可以理解成belief的，韩译就把它处理成“信念”（p.2），似乎不能算错，然而康德在他的《逻辑学讲义》里说：“Es gibt hiernach drei Arten oder Modi des Fürwahrhaltens: Meinen, Glauben und Wissen. —Das Meinen ist ein problematisches, das Glauben ein assertorisches und das Wissen ein apodiktisches Urteilen.”（Immanuel Kant, Schriften zur Metaphysik und Logik, Suhrkamp,1996, p.494）那么，“Fuerwahrhalten”就含有意见、信仰和知识三个内容（在《判断力批判》§91里康德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译成“信念”显然易与“信仰”相混淆，而很难将意见和知识也包含入内，明显不如“认其为真”好。再一句，“was man einerseits der vorgeblichen Erscheinung als Noumen zum Grunde legen wolle”，韩译为“一方面人们会取什么作为构成所谓现象的基础”（p.5），不单漏译了“Noumen”，而且还把“der vorgeblichen Erscheinung”读成了“Grunde”的属格，这一做法与Mary Gregor的英译本比较接近，属于意译。杨邓译：“一方面，他们要把什么当作本体来为所谓的现象奠定基础”（p.277），显然要忠实和准确得多。

匆匆浏览一过，发现韩译在拉丁文翻译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韩译本p.32的那句，“sic volo, sic iubeo”，这句话译成英文应该是：“I wish so, I order/command so.”韩译为：“这是我的意志和命令，让我的意志为行为作保”，显然偏离原意比较远，其译文里的“让”字尤其令人感觉奇怪，因为只有拉丁文原文为命令式或虚拟语气时，才可能译出“让”字来。杨邓译为：“我行我素。直译为：如何想，就如何吩咐。”（《精粹》p.304）比韩译要准确。就在本文的写作期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排出版了（2002年2月版）原商务印书馆的关文运译本，翻开p.19，发现关译为：“我愿做什么，就命令什么。”不禁叫人惊讶万分，笔者此前虽从未见过关译本，但很相信韩译的说法：关译本“因为受到许多批评，已经绝版多时。”（p.195）可是这里我们却发现，至少在拉丁文上面，连杨邓译（“我行我素”）也不如关译本准确。

于是再取一句拉丁文来读，出自Horace的satir：“Quid statis? Nolint. Atqui licet esse beatis.”直译成英文：“Why do you stand still? They would not wish. Yet it is permitted for the happy people to be.”最新的一个英译本把它译为：“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Th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