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长周济简历

教育部部长周济简历
05-06-22 14:49 发表于：《江苏城市论坛》分类：未分类
在很多人的眼中，周济已不是当年的周济——20年间，从华中工学院的普通老师，周济成长为共和国的教育部长。

而他又将如何平衡和解决新的理想和现实，冲突和困境？
周济最近过得颇不平静。

作为教育部长，烦心的事够多了：教育公平、失学儿童、农村教育等等。

最近，高校BBS的整治让他再一次陷入舆论漩涡。

3月16日，10年历史的清华大学BBS“水木清华”发出通告：“即日起，BBS‘水木清
华’从开放型转向校内型，限制校外IP的访问……”暗红色字体。

几乎同时，颇具影响的南京大学BBS“小百合”也发出通告：“……学校有关方面要求小百合实现实名制，而且校外用户将不再有发言权……”同样采取措施的还有南开、复旦、武大等。

“水木清华”一位管理员透露，2月底清华校方接到教育部文件，之后，开始对“水木清华”采取措施。

2004年10月17日上午，在教育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座谈会上，部长周济表示：“网络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非常深刻，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情况。

我们发现，大部分同学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网络……很多持正确意见的人不一定发表意见，倒是喜欢发牢骚的人发表意见。

另外，有国外组织散布各式各样信息。

同学们不仅看了，还信，所以，这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
“高校BBS为什么要实名制？为什么要限制校外用户……”议论纷纷，余波未平。

不过，如此被关注，对周济而言，已经不是第一次。

“毛驴儿”周济
1965年高考前夕，武汉一铁路中学校内，团委副书记周济正动员同学们去新疆支边。

“耿兴芹是被动员的同学之一。

”周济的同学肖举森说。

很快，高考结果出来了，周济以高分被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录取。

很多同学，包括耿兴芹，不幸落榜，踏上新疆支边之路。

上了清华后，周济不忘旧情，和在新疆的同学经常书信联系。

肖举森说，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周济和高中同学耿兴芹擦出火花。

1966年，“文革”爆发。

“当时我们只上了几个月的课，运动就起来了，根本没学到什么。

毕业证也是改革开放后学校让补领的。

”周济清华的同班同学耿广志很是感叹。

耿退休后在一家公司做事，对于身居高位的老同学周济，他不想谈，因为说多了“对周不太好”。

上课时间短，只是“闻了闻清华的味道”，但外号“毛驴儿”的班长周济依然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

清华大学的徐峰、段广洪老师回忆，入学后不久就碰上了“换班风波”。

当时清华精密仪器系共五个班，后来校长蒋南翔提出让两个班“半工半读”。

由于招生时没有说明，结果很多同学闹情绪，不乐意去，班长周济做了很多的工作，才让同学们转到了“半工半读”的机械制造专业。

“‘毛驴儿’，不就是只顾低头拉车、卖力气干活的意思么？”
1970年，清华大学毕业，周济奔赴高中时就定下的方向——新疆。

“这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他的女友在新疆；再就是当初他鼓动同学，毕业后自己也确实想在边疆干点事。

”肖举森说，“总之，周济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人。

”
到了新疆，先在解放军农场锻炼一年，后被调到新疆工学院（现为新疆大学）任教，并且欣然前往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的铸造教研室，和其他老师一起，周济没日没夜地干，将教研室下面的一个精密铸造厂搞得有声有色，“效益很好”。

这段“产业化”经历无疑在年轻的周济心中留下印痕，日后主持华中理工大学CAD （
注：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心时，周济再一次推行产业化思路。

在新疆大学，周济一干就是7年。

其间，他和耿兴芹结婚生子。

1978年，知青返城。

为了照顾父母，耿兴芹率先返回武汉。

不久，周济考取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也回到武汉。

这一年，周济32岁。

肖举森说，当时，周济在新疆大学干得很出色，文革后恢复职称时，很多同事推荐周济当讲师，在当时很难得。

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

时任华中工学院校长的朱九思为充实师资，决定选派一
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出国深造，硕士没有毕业的周济幸运入选，被派往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攻读博士学位。

徐峰告诉记者，文革前，很多人都学俄语，学英语的人不多，而周济从高中起学的就是英语，这帮了他的大忙，让他在选拔中脱颖而出。

抛妻别子、远渡重洋，周济当日的心情，无法得知，但是，周济在纽约的勤奋好学有口皆碑。

1984年1月，一夜大雪，布法罗交通中断。

周济三天三夜没回宿舍睡觉。

第4天，室
友们着急了，几个人分头四处寻找。

在实验室，他们发现了“失踪”的周济正趴在计算机操作台上呼呼大睡，显示屏上还闪现着一长串数据。

在布法罗分校，周济16门功课成绩全部是“A”，只用三年半就获得博士学位。

1984年3月，周济学成返回华中理工大学。

十年创业
周济给单位带回的礼物：3台单板机、一台苹果电脑和30多公斤的学术资料。

这耗费
了他在美留学的全部积蓄——5700美元，而当时，周济和他的爱人月收入加起来只有80多元人民币。

华中科技大学的CAD中心由此发端，周济也开始了他长达十年之久的创业之旅。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的彭文生教授告诉本刊，当时科研经费十分紧张，周济很大胆，向学校借钱，用一年科研经费做抵押，寅吃卯粮，滚动发展。

“换成我，根本不敢这么做！”彭说，“学校之前没有先例。

这和他留过洋有关。

”
周济当年的同事钟毅芳教授告诉本刊记者，为了筹钱，周济等人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集中CAD中心财力，一改过去教授之间单兵作战，各自申请课题、使用经费的做法。

课题经费统一支配。

“统收统支的措施在中心创业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样一来，无形中也挫伤很多教师申请科研经费的积极性。

辛辛苦苦争取来的课题，经费无法自己支配，为什么还要去争取呢？”钟说。

实干家周济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他要将自己的产品转化为可见的效益，他要面向企业搞研究。

“当时，周济的思路很明确，就是科研产品要适应企业要求，并最终创办自己的企业。

比如CAD中心下面的天喻信息产业公司、软件公司等。

”
“这与周济当校长后提出‘产学研三足鼎立’的发展思路一脉相承。

但是，作为一所高校，你是培养高等人才，还是搞产业化？教授忙于争取项目跑钱，学术水平能提高吗？”钟毅芳说，“当武汉市长，提产学研可以，但是如果当教育部长还提产学研，那就糟糕了。

”
周济胆大、有魄力，也以身作则，能吃苦耐劳。

本刊记者在武汉采访期间，这一点得到所有采访对象的一致认同。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当年，为争取科研课题，周济频繁来往于北京和武汉之间。

有时走得急了，就买张站台票“混”上车。

一次，太累了，周和衣躺在别人座位下面睡着了。

乘警检查车厢，以为是“逃票”，很快给揪了出来。

周解释半天，乘警楞是不信，这躺在别人座位下睡觉的会是大学教授？
勤勉而又注重实际的周济理所应当得到回报。

1994年，他从华中理工大学机械系CA D中心主任直接升任机械学院院长兼数控研究所所长，一年后，周济升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1997年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

完美的身份组合
清华大学毕业、工程院院士、留美博士、大学校长，在中国，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出任校长后的周济，开始在校内大力推行“产、学、研”三足鼎立的发展思路。

桂林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向东介绍，他们公司在研制国产5轴联动数控机床时
，曾向外国某公司订货，但这家公司迟迟没有交货。

没办法，他们找到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周济。

没想到，周对开发国产高档数控系统非常感兴趣，于是决定厂校联合攻关。

经过4年多努力，大功告成，该产品最后卖给江西洪都集团。

“一个不搞教学的教师，算不上真正的教师；一个不搞科研的教师，成不了第一流的教师；不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教师，是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的教师。

”周济说。

2000年华中理工大学等4校合并为华中科技大学后，周济再次运用当年手法，借外力
壮实力，筹巨资促发展。

于当年6月28日，同中国工行湖北分行、中国建行湖北分行
等签订贷款合同，5年内贷款30亿元，投资建设重点学科、新兴学科。

“一个没有明确办学思路的校长，不是个称职的校长。

”周济说。

但是，周济“育人为本，产、学、研三足鼎立”的办学思路在校内外却引起争议。

钟毅芳教授说，在周济主政机械学院和华科大时期，尽管学校的科研经费上去了，但是就纯粹的学术水平而言，并没有怎么提高。

“论文的总数是不少，但多是低水平重复。

”钟说。

“由于体制原因，很多校办企业大都小富即安，很难长大。

现在看来，高等学校一方面育人，一方面产业化是错误的。

”湖北省科技厅的赵春生十分肯定地说。

他的一个例证是，周济在2004年国务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过，“政府从未提出教育要产业化”。

不过，力推高校“产业化”的周济逐渐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

一个有力的佐证是，在周济主政华中科技大学期间，教育部、湖北省等省部级以上的领导频频光临该校指导工作。

赵春生说，1998年湖北省准备召开科学技术大会，级别很高，省委、省政府一把手都要参加，汇报人最终选定周济。

“我没有想到，对于这个汇报，周济会那么重视，特地跑来预演多次，很多细节问题也都注意到了。

”赵说，“不久，在一次湖北省委中心组的科技学习会上，我再次推荐周济作为主讲人。

这两次，给省委高层领导的印象都不错。

”
而此时，除了清华、洋博士之外，周济也拥有了另外一个头衔——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0年1月，未满一任的校长周济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任湖北省科技厅厅长
，“国内罕有先例”。

这一年，周济54岁，年富力强。

“清华大学毕业、工程院院士、留美博士、大学校长，在中国，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对湖北、武汉政坛生态颇有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汪波如此分析周济的升迁。

原湖北省科技厅厅长何根法告诉本刊，在周济接替他工作之前，他已经在湖北省科技厅厅长任上干了10年。

1999年底，省委组织部找到他，说按照干部任职管理规定，干了10年，该换个岗位了。

很快，他被平级调动到省政府任副秘书长，周济以省委常委身份接任。

汪波认为，周济升迁的另一个背景是，世纪之交的湖北政坛，兴起了一股教授、院士从政的热潮：武大教授辜胜阻出任武汉市副市长，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路钢教授出
任省教育厅厅长，同济医科大学教授朱忠华出任卫生厅厅长等。

平易、感恩
“周厅长刚上任那会，正赶上机构改革，压力比较大。

他用‘水势虽急、波澜不惊’八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情形，要求我们‘跑步前进’，‘听话、出活’。

”湖北省科技厅人事处处长宋咸华说，“听话就是要听党的话，出活就是提高工作效率。

”
“周厅长一来，我们就开始白天黑夜连轴转了，整天加班。

他是个拼命三郎，经常夜里坐火车到北京，白天办事，晚上再赶回来。

我们问他，累不累啊？他说比在新疆时好多了！”
宋咸华认为，在周济主政湖北省科技厅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组织策划武汉的“光谷”，再一个就是搞了电动汽车项目。

湖北省科技厅原高新处处长赵春生回忆，1998年，还是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时，周济就采纳该校黄德修教授的建议，以华中理工大学的名义向武汉市科委递交了《关于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中国“光谷”的建议》，后来当了厅长，还身兼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天时地利人和，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就开始了武汉“光谷”的建设。

2000年4月7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贾志杰，省长蒋祝平，省委常委、省科技厅厅
长周济就“中国光谷”建设做出重要部署。

“看准了就下决心干，集中全省力量干。

”贾志杰说。

“搞小了等于白搞，搞慢了等于自杀！”周济说。

此后，武汉“中国光谷”建设逐渐发力。

周济表示，“目标是把光谷做成中国光电子产业的老大，产业规模达到600亿元，年
科工贸收入愈千亿元。

届时，至少有两到三家资产上百亿的光电子企业集团。

”
2005年春天，本刊记者踏进武汉“中国光谷”，其恢弘的气势已然不在，光电子产业也远未达到千亿规模。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记者也发现，早在2001年4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就对
武汉“中国光谷”2005年要达到千亿产值的目标提出质疑：“它会不会仅仅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宣传口号呢？”
赵春生告诉记者：“现在看来，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确实有急躁之嫌。

‘光谷
’工程上马后，很快碰上世界范围内的光纤通信市场饱和、疲软，日子很不好过。

”
赵春生认为，这也与周济刚刚踏入政坛，处理问题不够艺术有关，“毕竟是刚离开学校”。

“但是，从区域创新体系来看，武汉打出建设‘光谷’的牌应该还是对的。

”赵补充说。

相识多年，给赵春生印象最深的是周济舍得放下架子，并且有一颗感恩的心。

“尽管他当时已经是省委常委，但他没有任何架子。

比如你是记者，和他谈过两次，他也会记得你的很多小事。

所以，接触起来，你就会有种被尊重的感觉，很舒服。

再就是一些对他成长有过帮助的人，周济也非常尊重，感恩。

”
4个月市长
2001年12月30日，武汉市十届人大第31次常委会任命周济为武汉市副市长、代理市
长。

2002年1月14日，493票赞成、7票反对、10票弃权——在武汉市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
，周济高票当选武汉市市长，成为继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之后的第二个院士市长。

新官上任，周济意气风发：“组织派我到武汉市工作，人民代表选我当市长，我深感使命崇高、责任重大。

做市长，不是做官，是做事情，就是为党、为人民做事情。

我一定珍惜这个做事的机会，不辜负广大人民的期望。

”
“老实说，院士市长跟其他市长相比，没有特别的优势。

因为院士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是对我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成就的肯定。

但我现在从事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还有很大的差距。

今后我还要好好地学习，逐渐熟悉这个工作。

”
据媒体报道，周济上任武汉市长后的第一件事，是提出武汉“多植树、植大树”，建设“城在林中，人在城中”的“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山水园林城市”，颇得市民拥护。

随后，不长的任期内，周济亲民举措频频：堵住东湖所有排污口、遏制填湖、调整房地产业用地价格、引导“马路经济”等。

2000年4月18日，上任不足百天的周济被调离武汉市长的岗位。

“我当市长只有短短不到4个月。

这4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有意义的一段
时间。

遗憾是时间太短了，做的事情还不多，贡献还不大，心里十分抱歉，实在是对不住大家！”
“老实说，在武汉民间周济的口碑很好，周济人也很优秀、务实。

市政府接触过他的一些处长都很想念他，当然，这次调动也非周济的本意，也非他本人所能决定。

”汪波以一名地道武汉人的身份评价周济。

2002年4月23日，调离武汉市长岗位的周济被中共中央批准改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教育部副部长。

几个月后的2003年3月，周济当选教育部长。

这一年，周济57岁。

至此，从华中工学院的一名普通老师，周济成长为共和国的教育部长。

“或许，从调周老师到教育部的那一天起，就是有意培养他当部长的。

因为当时，周老师去得很仓促，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

拖了很久，他的爱人耿老师才去北京。

”万立教授说。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的李柱教授回忆，有一次，他到教育部办事，身后开来一辆车，他还没注意到车内是谁。

没想到，车门一开，周济下来，和他双手紧握，连声问，李老师来北京办事了？
“周济啊，没有变，还是那个周济！”李柱温馨感动。

确实，在他的同事眼里，周济还是当年的周济；但在更多人的眼中，周济已不是当年的周济——20年间，从华中工学院的普通老师，周济成长为共和国的教育部长。

而他——周济，又将如何平衡和解决新的理想和现实，冲突和困境？
教育部长周济简历
1946年8月26日生于上海，少年和青年时代随父母在武汉度过。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机械制造专业。

◆1970年至1978年在新疆工学院工作。

◆1978年进入华中工学院攻读研究生。

◆1980年赴美留学，1984年获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博士学位。

◆1984年起在华中理工大学任教，先后任CAD中心主任、CIMS中心主任、数控研究所
所长、机械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1999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1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2000年1月任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1年12月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

◆2002年1月任武汉市市长。

◆2002年4月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2003年3月任教育部部长。

2005年4月 11日，中国印度商务合作大会，周济和印方参议员商谈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本刊记者陈磊发自武汉、北京）
钱学森逝世与周济下台
许锡良
请记住今天，也即2009年10月31日，历史上将要记载的两件事：一件是著名导弹大师钱学森逝世，另一件是号称“洲际导弹”的教育部长周济下台。

这两件事，前一件是突发的，也是令人悲伤的，后一件是构建的，却是令人大快人心的。

但是他们却在这几年来，是那样微妙地密切联系在一起。

前者虽然是搞导弹的大师，但是论在教育上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教育界流传甚广的“洲际导弹”（周济捣蛋）来得凶猛。

由一个工程研究人员，一路平步青云，短短的十来年时间由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当到教育部长，官运确实亨通。

但是他做教育部长六年来，却在教育界得了“洲际导弹”的外号，也不是没有由来的。

在他主政教育部期间，如火如荼的新课程改革遭遇重创，已经奄奄
一息。

且看他主持教育部期间的主要捣蛋业绩。

大力搞大学合并之风，大搞大学城，这股风一直刮到中小学，全国的大学、中学、小学，求大求全，打造教育的航空母舰，把全国的教育弄得鸡飞狗跳，劳民伤财。

弄得那些农村的孩子每学期都必须缴数千元学费，辛苦地跑到“教育城”里接受教育。

仅教育城，就让中国的大学欠款数千亿元。

大学被办成了“学习集中营”。

接着又在大学大搞教育评估之风。

逼人造假，逼良为娼，其结果就是教育部权威空前膨胀，连下派到大学的一个临时雇员，也牛气得如同钦差大臣，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姑娘，惊得大学校长们跑到机场迎接，还众星捧月一般伺候着。

在中学则大搞示范性高中评估，也是劳民伤财，折腾个够，大搞教育政绩工程。

这也是捣蛋。

但是，更捣蛋的还在后头，让“文革”时的革命样板戏京剧进课堂，勒令全国必须派教师进京学样板戏。

刚刚学完，又虎头蛇尾，无声无息了。

然后又是教育部发出指令要求全国的中小学生统一跳集体舞。

再就是最近的“班主任有权批评学生”的规定出台。

一直数下去，感觉简直一个比一个愚蠢弱智，令人发笑，让人发指。

但是，教育界这些东西就这样在他任上折腾了六年之久。

直到真正的导弹大师钱学森在病床上面对前往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几次三番地忧心忡忡发说出了临终前一个难题，是的,他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最后一份力量。

他给总理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育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教育难题”：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

六十多年来，中国与诺贝尔
奖无缘，但这还不是最令人伤心的，现在,中国那么多的孩子读书越来越难，教育的地区差距，学校差距越来越大，教育越来越不均衡,追求规模效应,离教育以人为本的目标越来越遥远。

这种不均衡无疑是在愈演愈烈的评估风刮起来的加剧的。

教育评估检查之风，折腾得整个教育界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呼声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响亮，但是“周济捣蛋”照捣不误。

钱学森的教育难题令温总理几次三番提及，这两年来已经成为了温总理的在中国教育问题上的一大心病。

但是周济主持下的教育部似乎总是无动于衷。

还在国庆六十周年前一天，教育部还发表声明：中国高校的科研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五，因为我们发表的论文数，已经排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五大论文国。

将发表的论文数与科研竞争力混为一谈。

忽悠，继续忽悠。

但是终于忽悠到头了。

教育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搞的，教育部长也不是随便人都能够做得好的。

温总理一言中的：中国的教育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来办，这样的教育家要有自己的远大理想与坚定信念，要能够经住名利的诱惑，能够一往无前，目光远大地坚持自己的办学思想。

但是，放眼中国，这样的教育家在哪里呢？中国的教育有周济在捣蛋，就不要指望这样的教育家出来。

当然，周济捣蛋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那后面有盘根错节的复杂利益关系，有着思想观念的陈疴，还有教育体制上的沉重负担。

这些烂帐当然不能够全部算到周济捣蛋上去，但是，这些问题周济捣蛋无疑是雪上加霜，推波助澜的重要力量。

钱学森总体上是令人敬佩的，虽然他在特殊的“大跃进”期间在《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上曾经写过一篇论证亩产蔬菜与粮食可达160万斤的荒唐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但是考虑到那样特定的政治背景，我们也可以原谅一下他。

另外，他说的导弹研究业绩都是在马列思想的指导下做出来的，这样说也许有他的政治上的考虑。

这些当然也是钱导弹的幽暗之处。

但是，他一个导弹专家，论证农业科学上的事情，导弹研究也是马列指导的结果。

谁信信去。

因为，他的导弹研究成果是在美国搞出来的。

美国的大学与实验室是不兴马列指导的，稍为正常的人拿脚丫子想想都能够想出，要是导弹是用马列指导出来的，那还要美国实验室干什么？还要那么大老远跑到美国去学这学那，学完还要待上十几年进一步深造？钱学森自然也有他的局限，毕竟他只是一个导弹专家，不能够强求过多。

但是，他能够搞出导弹来，特别是在临终前这几年，念念不忘记中国的学校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引发总理一再思考，这就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当然，周捣蛋下台与钱导弹的难题是不是有关，这就不好猜测了。

不过，周济在届任未满时，就提前下课，肯定是与他把中国的教育搞得如此弱智且一塌糊涂有关的。

前几天还在给挂职锻炼的校长讲课时说到，中国的教育被搞成这样，周济捣蛋不会太长久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