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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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毕业论文
(修改稿)
姓名潘高峰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年级2001
2005年3月25日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 从中国经验看比较优势
摘要:本文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探索一个后发经济如何选择发展战略及实现成功。在表象上表现为核心产业的选择之辨。在本质上体现为经济战略的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则经济发展迅速。将中国的发展阶段依据核心战略分为三个时间段:在经济基础差、资金稀缺的条件下实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超比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配置资源下依据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补偿发展战略;新世纪市场经济逐步成熟后如何依据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与产业升级转型。依据各阶段的经济战略是否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对其经济绩效进行评价然后探讨当前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战略选择问题。
关键词:比较优势、国家经济战略、中国经济改革、产业转型
一、超比较优势战略
1、超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
赶超战略即超比较优势的具体表现是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突破资金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使资金密集型产业能够在极低的起点上得到发展并在短期内实现飞跃,进而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选择这种发展战略的有两类国家,一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以印度、阿根迁为代表的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战略不顾资源约束,以重工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去赶超发达国家,实际上是超越发展阶段的战略设想。因此,这是重工业优先增长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形象概括。
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在苏联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机制,两者各有其调节范围,并且原始积累规律和积累规律将逐渐取代价值规律。因此,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超工业化派”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菲尔德曼依据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德思想,构造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发展依靠冶金、机械、及辅助工业(重工业综合体)德封闭循环推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在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当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牺牲当前消费成为主要特征。这项计划规定要把净投资额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4至1/3的水平,其中3/4投资于重工业。
2、超比较优势在中国的实践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起点很低,这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因为政治因素,我国受到西方经济世界的封锁,国内外经济环境极其恶劣。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明确的认识到能否发挥生产和发展经济,迅速实现
工业化是决定我国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实现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和落后的代名词,许多国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超比较优势战略。这种战略的选择不仅决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也体现了第一代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和经济构想。当时认为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赶超发展,将永远无法追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水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从体现。因此这一战略的选择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即当时意识形态对经济战略的选择产生了影响。选择该战略主要原因是从国际竞争的关系看,中国的经济地位非常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能够全面带动我国的工业化,跨越先以轻工业积累资本和技术的阶段。企图直接进入较高的工业化水平,提高重工业比重。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的影响。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以及在全面备战的国家战略下,要求中国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装备工业,而装备工业又直接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水平。回顾这段历史,选择这样的发展战略的有前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拉美,南亚国家。这表明了这种战略的选择和政治制度的相关性实际不高。主要是由于后发国家政府的赶超愿望和不成熟的激进发展派思想的影响。
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当时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并不吻合。体现为以下几点:重工业所需的资金来源与资本禀赋之间的矛盾;重工业所需的设备,技术,与我国技术及装备水平的矛盾;重工业所需进口的设备,原材料等与我国外汇储备稀缺,可以换汇的出口产品稀缺之间的矛盾。种种状况都表明当时的条件与我国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要求极其不相符合。这是出现后来歧形发展的产业结构的根本原因。
为了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显然市场定价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国家需要动用强力意志人为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为之创造一个适于发展,行之有效的宏观环境,计划经济体制随之而生。推行了以下政策:低工资、低利率、低汇率、低原材料,能源价格、低农产品价格。在国家计划部们的调控下,分配各种要素(包括原材料,能源,工业产品生活必需品,农产品等等)。完全取代了市场的流通功能。这些政策的确立转移了重工业发展的成本,使得这一战略的推行有了可能。在这种歧形体制的制约下形成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以及微观经济单位效率低下等弊病。带来了以下问题:首先,人为为推动重工业发展战略,根本违背了市场意志,没有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优势,没有利用我国的要素禀赋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轻工业和出口加工工业。不能利用国际贸易中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其次,激励制度的缺失,微观生产经营单位没有主动权,产权不明晰,责任风险,收益分配不明确。经营主体根本缺乏必要的经营管理也没有市场可以拓展,在那时的计划体制下甚至根本连企业家也不存在。经营主体的效率丧失,微观生产单位效率极为低下,劳动力的积极性无法调动。第三,市场机制的丧失,政府鼓吹的生产力发展,实际结果为世所罕见的生产效率低下。这一遗风至今未完全清除,有些国企依然如此。在这一战略之下的经济实效并未如该政策的制订者想象的那样理想。赶超战略的成本是高昂的,目标却没有实现。仅仅从经济意义上看,这是一个失败的战略。这是由于中国选择了违背自身要素禀赋状况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的。实行这一战略的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的赶超战略也是失败的。由此,我认为在后发国家中推行不符合一国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