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及促进机制研究

财政政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及促进机制研究近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下滑,进入新常态时期。期间,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制造业涌现了大量问题,诸如产能过剩、附加值低、资源误置等。前期的以补贴激励为主的财政政策作用减弱,税收改革进程开始加速推进。“营改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等财政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密切关系着我国新常态时期经济的走势。

因此,本文首先从融资约束、技术进步、资源配置、财政分权视角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从服务化转型、绿色化转型两个方面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机制,即财政政策经由制造业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体地,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结构性减税措施,其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新常态时期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第三章运用ACF法和Luenberger法,使用中国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2011-2016年面板数据,测算了静态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并在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模型下率先定量研究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对制造业企业的静态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的静态效应成因研究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仅提高了低融资约束制造业企业的静态全要素生产率,对所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三类制造业企业静态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改善作用;动态效应成因分析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并未能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本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的制定与完善。二、装备制造业具有资本密集度高、智能化水平高、行业带动力强的特点,且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本文第四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装备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PSM方法、Luenberger指数分解法和动态OP分解法对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间关系及补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补贴企业静态的当期全要素生产率低于非补贴企业,且补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自身成长,规模效率(或资源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份额较小。

通过对不同所有制、地区企业的实证检验表明,这一结论也存在于不同所有

制与地区间。三、高技术制造产业具有智能化水平高、行业带动力强、服务化水平高的特点,且是我国服务化转型的重要行业。因此,本文第五章利用高技术制造产业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在综合考虑地理相邻和经济距离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SLX模型对各地区税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本地区的税收激励和其他地区的税收竞争均能促进本地高技术制造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者的总效应也显著为正,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的。

然而,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总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具体地,本地的税率下降会显著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但其他地区的税收竞争效应并不显著。四、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不再,服务化转型升级成为我国制造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适时进行“营改增”政策,一方面尝试通过分工等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服务化间接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第六章使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DI合成控制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营改增”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营改增”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结果表明:“营改增”政策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经由制造业服务化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并不存在。本章的研究对“营改增”政策完善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五、目前,我国深处“雾霾”等环境问题的困扰,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的同时降低污染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绿色化转型迫在眉睫。

本文第七章利用2007-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广义分位数回归(GQR)模型,研究了资源税提高对污染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资源税提高对污染排放具有异质性处理效应,有利于碳排放特别高的企业降低碳排放水平,易于废水排放和固体废弃物排放较低的企业进行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减排,但会显著增加各分位点处废气排放企业的废气排放量。此外,资源税提高对碳排放和废气排放的减排效果小于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排放。(2)资源税提高对不同水平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的正效应具有差异性,且正效应在区间[0.057,0.095]内波动。

(3)对于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企业而言,实现双重红利的资源税条件具

有异质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特别低的企业,资源税对数值大于17.7069时,其污染排放的降低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而实现双重红利;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高的企业,资源税对数最大值在区间(9.3889,16.2941)内时,可以实现双重红利。本章的研究为政府完善与改进资源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综上,关于财政政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研究,本文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仅提高了部分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并没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装备制造补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补贴、各地区税收政策均未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财政分权导致的税收竞争促进了本地高技术制造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关于财政政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机制研究,本文发现“营改增”通过服务化转型渠道并不能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资源税提高能够带来污染降低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双重红利,绿色化转型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