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_2005年鲁迅翻译研究述略

　翻译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　1981—2005年鲁迅翻译研究述略

□　李春林　邓丽

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早。1926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其中有景宋撰写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即对鲁迅的译作作了介绍。当然,这还仅仅是初始性的工作。以后也不断有文章对鲁迅翻译工作进行梳理和介评,并逐渐步入研究层次。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更加得到学界关注,1981年后,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1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对于鲁迅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总体研究。

关于鲁迅翻译的总体研究首先应予提及的当是朱文

心的《拣选、引进、融化》(《绍兴师专学报》1989.2)。此文先从纵向上勾勒了鲁迅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又从横向上就鲁迅团结广大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共同致力于外国文学的译介、鲁迅的翻译理论、译介工作对鲁迅自身的重要影响等几个方面作了阐述。倘若说朱文是对鲁迅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进行全面考察的文章,那么韦德三《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广西师大学报》1982.

1)则将主旨置于阐释鲁迅的翻译理论。此文认为,鲁迅有针对性的“宁信而不顺”的观点,在30年代是一个矫枉过正的口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提法本身,毕竟不够科学。鲁迅为了达到“信”,为了保存

洋气和异国情调,往往采取直译,势必出现读起来佶屈聱牙的句子,损害原作的思想,这就成了硬译。此文一方面对鲁迅的翻译理论特别是翻译成绩很是赞赏,但另一方面,对鲁迅的“硬译”亦有微词。文中多次引用瞿秋白的观点,借以强调“信”和“顺”的统一。但鲁迅对瞿秋白的观点,并不完全赞成;尤其是鲁迅曾强调他自己的翻译理论与主张在建设现代中国语文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可惜这些方面,都被韦文忽略了。与韦文相比,陈孝英《论鲁迅的翻译理论体系》(《鲁迅思想与中外文化论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对鲁迅的翻译理论则阐释得比较完整,此文将鲁迅的翻译理论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为翻译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的和选择材料原则。(二)提出了具体、明确、科学的翻译标准:“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三)强调采用“直译”的方法和积极吸取外国语言中“新的表现法”。(四)主张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进行翻译批评。(五)主张允许“重译”(即转译),以便在当时条件下尽多、尽早地介绍外国作品。(六)提倡复译(即现在所理解的重译),以击退不负责任的乱译。许崇信《历史・文化・翻译———鲁迅翻译理论的历史意义》(《福建师大学报》1984.

4)重在论析鲁迅翻译理论的“历史意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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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中国的翻译史上,真正提出划时代理论的是鲁迅。鲁迅在翻译理论上远远高出于他的同时代人。鲁迅翻译理论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之一,在于坚持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对于形式的意义,比谁挖掘得都深。鲁迅作为一位翻译家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孙郁的《鲁迅翻译思想之一瞥》(《鲁迅研究月刊》1991.3)则分前后期探讨了鲁迅翻译的目的。在前期是:一、摄取外来文化改造中国旧有文化;二、将外国近现代科学精神,作为改造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理性基础;三、汲取域外文学的平民精神,变革国民旧有的情感逻辑。后期是为了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文章以为,鲁迅主张直译,乃是为了改造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并体现出自身的“历史中间物”意识(鲁迅提出自己的译文是填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王宏志《鲁迅翻译研究的理念思考》(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鲁迅的世界　世界的鲁迅》,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提出,对鲁迅翻译的研究不应拘囿于“忠实”与“通顺”的问题上,而是要探讨鲁迅怎样建构一个独特的译文文本对译文文化产生作用;鲁迅强调“直译”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让译文在译文文化里产生作用;必须把鲁迅翻译活动的时代因素展现出来,才可能对鲁迅的翻译有更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鲁迅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

还有些探讨鲁迅与近代翻译文学关系的论文,如牛仰山《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和鲁迅的关系》(《鲁迅研究》第4辑,1981.7)认为鲁迅在翻译方面巨大成绩之取得,固然凝聚着鲁迅的心血,也吸取了前人若干成功经验。此文围绕这一主旨,做了相当精详的论析,对于进一步理解与把握鲁迅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大有裨益。但全文结末处,作者这样写道:“以屈宋之才,尚不能不依傍他人而凭空独创,那么,鲁迅在翻译上也不例外”,这种让步句式语风,给人以似乎鲁迅在“屈宋之才”

以下或相当之感。但愿此系笔者之错觉。李力、孙晨《鲁迅与近代翻译》(《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3.1)对于鲁迅在中国翻译史上的位置也给予了比较正确的定位。

这25年间鲁迅翻译总体研究中的最大收获当是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鲁迅与翻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雷亚平、张福贵的《文化转型:鲁迅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意义与价值》(《鲁迅研究月刊》2000.12)。刘著将鲁迅的译事活动紧密胶着于鲁迅的生命历程与思想演进加以探讨。王著也显示出类似的风格。著者认为鲁迅早期的科学之梦,推动他翻译科幻小说;《域外小说集》表达了对林纾翻译的不满,在著者看来林纾译文表现出以中华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鲁迅对这种意识形态是怀疑的。著者总结了《域外小说集》多方面的开创意义。著者又指出鲁迅以一颗未泯的童心翻译爱罗先珂;由于富有同情心而译介弱小民族作家作品。著者认为对俄苏文学的翻译是鲁迅翻译生涯的中心,原因有三:一、中国文坛发展大势所趋;二、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压力迫使他要搞清楚诸多理论问题;

三、因鲁迅的俄罗斯想象对于俄国、东欧、北欧弱小国家的同情。著者学风严谨、求实,阐释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以上主要据崔峰:《开拓鲁迅翻译研究的新视野———评王友贵新著〈翻译家鲁迅〉》,《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06.1。)雷、张文将“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之路的探寻作为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明确提出,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指示着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的发展方向,是其历史时代翻译主流的代言人;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他是将其作为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一翼来对待的;对于鲁迅的“直译”则不能作一般的方法论的理解,它包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它基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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