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存在着战略性张力，而地区主义扮演着联结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桥梁作用。三者相辅相成，构成谋划中国大战略的基本因素。如何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一对矛盾统一到地区主义思考上来，成为当前中国战略谋划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议题，也隐然成为中国崛起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作者指出，我们要强调国家主义在中国大战略谋划中的基础地位和全球主义的宏观视野，但更突出地区主义在中国大战略谋划的核心价值。中国应确立明晰的大战略框架，其中包含以富民强国为目标的国家主义战略，以创设、主导国际制度为目标的地区主义战略和以参与、分享为目标的全球主义战略。

「关键词」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全球主义/中国大战略/政策建议

对中国而言，20世纪和21世纪是并将继续是真正的大时代，中国迎来并积极创造着时代契机、战略机遇期，而中国自身的变革则是其间最为关键的内在动力与外在表征。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已经从典型的孤立主义者和边缘者演化、进步到开放主义者，正在迈向全球主义者，且其地区主义者的角色正在凸现。

相比其他大国而言，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国家主义本色似乎更为浓厚些，尤其是对照其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目标，坚持国家主义也将是中国必由的崛起之路。（注：本文中的“国家主义”是以民族国家为参照标准的。诸多著述均强调了中国坚持国家主义的合理性，尤请参见：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6-27页；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第4-21页；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当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崛起与其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革故鼎新、锐意改革密切相关，一个开放的中国既符合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历史性的自我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巨变，并以加入现存世界体系、利用现有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为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并不认为现存国际体系是完美的，如何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议题。（注：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78-187页。）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发展，中国的战略思路逐渐走向了地区主义的制度框架建构。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崛起也不能摆脱这一模式。（注：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战略势在必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5-10页。）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20世纪自90年代初以来，地区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扩展，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争相抓住的历史机遇，而东亚地区尚未有大国（包括日本）搭上地区主义的帆船，这对中国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莫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一对矛盾统一到地区主义思考上来，成为中国战略谋划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议题，也隐然成为中国崛起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一对并行不悖的矛盾。讨论二者谁先出现似乎是重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古老主题，但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从全球主义进行探讨似乎是符合逻辑的。

全球主义的概念与相互依赖、全球化密切相关，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全球主义的根源，而大多数学者将全球主义等同于全球化。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相互依赖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其程度有增有减；而全球化指的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事物，即其程度会越来越高；全球主义则是世界的一种状态，它关涉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全球化或“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增减。总体而言，全球主义的增强将引起网络密度（Density of Networks）的增强、制度转化率（Institutional Velocity ）的提高和跨国参与的加强，使得世界政治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注：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第275-299页。）蔡拓指出，全球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付之行动的主张和构建现实的规范。所以，全球主义包含着全球意识但并不止于全球意识，它指向社会实践，并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整合，而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行为规范，全球主义都要求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之以人类中心论、世界整体论。以国际机制为轴心的国际主义，在本质上并不是全球主义的。它的着眼点还是国家间关系，而不是人类整体。因此，不妨说该时期的全球主义仅仅是不完全的全球主义。（注：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第16-27页。）基欧汉所说的“局部全球化的世界”与这一观点颇为暗合。

讨论全球主义，应自全球化始。全球化并不是20世纪的特有事物。实际上，诸多学者都强调，14、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堪称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斯塔夫里阿诺斯（L.Stavrianos）更将1500年哥伦布抵达圣萨尔瓦多视为从地区史到全球史的转折点。（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特别是，自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各国的对外开放和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注：胡鞍钢主编：《全球化挑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多通过投资和贸易等方式，不断加深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程度，全球化迎来了迄今最强大的一波浪潮。

俞可平指出，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