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上海滩密谋

1927年的上海滩密谋

安德烈·马尔罗笔下的上海滩（《征服者》三部曲）鱼龙混杂，成群结队的欧洲冒险家在大英帝国的落日余晖下捕食。虚无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是他亲睐的英雄人物，不断向拜占庭太监式的共产国际阴谋家挑战。后者虽然冷酷、强大、阴暗，却总是功亏一篑。黄面孔的苦力和士兵像皮萨罗时代的成千上万名印第安人，只是数百名白人的陪衬和背景，像足球场外的观众一样无足轻重。反对苏联专制、坚持“共产主义与自由”的欧洲原教旨左派就是这样看待东方的。

苏联人当然不会这样看待自己。他们知道“共产主义与自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站不住脚，只是资产阶级少爷的青春期游戏。这些少爷玩腻了cult，就会以无产者的粗鲁和残酷为借口，傲娇地逃回资产阶级爸爸家里吃肥牛犊。马尔罗后来笔直地投入戴高乐的怀抱，应验了他们的判断。他们知道真正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不是为了找刺激，在黑帮和苦力的世界玩弄马基雅维利主义，不是诚实清白的人能够胜任的。列宁主义者强调自我修养，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灌输的迂腐道德。革命在粉碎旧世界的过程中，也要粉碎自己内心残存的旧道德。

远东共和国和尼克尔斯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李大钊留下的第一批孢子开始在冬虫夏草体内萌发菌丝。北京部以教育部和国民军为主要渗透对象，通过张克侠和刘和珍这样的中级干部，将共产国际的网络编织到基层，形成了大帅们和总长们无法控制的第二重地下指挥系统。满洲部以北满铁路的本地职员和俄罗斯侨民社区为传播媒介，建立了平行于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的直属组织。《奉俄协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上述两个中继站从白俄手中夺过来，然后才有可能向奉军渗透。汉口部以铁路工会和新派军官为主要渗透目标，由于官僚主义的计算错误（也可能是由于莫斯科过高估计了吴佩孚的强大），得到了接近北京和上海标准的津贴，在物价远为低廉的湖北过上了土豪劣绅都会羡慕的奢侈生活。他们在汉口留下的据点比附近昙华林的欧洲人住宅宽大五六倍，气派和装修足以让苏州绅士满意。书记员都能分享每顿七道菜的美餐，自命清高的吴大帅很少享受这样的口福。鉴于这些人接受共产国际征募以前不过是穷困潦倒的阁楼小文人，这段阴差阳错的幸福生活一定给他们并不令人羡慕的余生留下了温暖的回忆。

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统治中心，地位非常特殊而重要。远东共和国和西伯利亚局（李大钊和陈独秀最初的领导）解散，标志着共产国际放弃了她的白手套。1926年，执行委员会决定直接领导上海远东局。远东局继承了远东共和国的全部辖区，而且将指

挥中心移到了俄罗斯原有边界之外，含蓄地体现了条约体系在远东的退缩。远东局的下属机构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台湾共产党以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身份到上海述职。拉菲斯出任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出任主席，列戈尔、福京任委员。1929年，埃斯勒主持远东局。1930年，米夫继任远东局书记。1932年，艾维特接替米夫。二十年代中叶，上海远东局主要依靠另外两个中继站。一是上海的东正教会，以安利烈·帕夫洛维奇·虞（虞洽卿）为主要代理人。二是长期依靠青帮保护的上海工人，以李立三为主要代理人。

超级间谍佐尔格在远东局度过了他的学徒时代，后来声称远东局包括“政治部”和“组织科”两个互不统属的体系。政治部像钦差大臣和神学家，负责传达共产国际的圣旨，依据远东当时的具体形势予以解释。他们的纪录有程式化的倾向，通常始于歌颂上级领导的英明正确，终于论证自己的方略为什么完全符合领导指示的精神。后来所谓的党八股和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政治部。组织部除了名字以外，工作内容跟间谍组织没有丝毫区别。他们给远东各支部转发经费，经理和保护邮件、无线电和其他秘密通讯路线，打理情报搜集和下线发展业务，负责内部安保工作，管理会议纪录和档案文件的保存和保密工作。黄面孔的小兄弟位于等级制度的两端，不是陈独秀这样的花瓶，就是打杂的苦力。中层干部几乎全是“远方”的来客，德国人和俄国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和最重要的位置。苦力对他们的领导似乎不是很心悦诚服，发明了一系列毫无敬意可言的黑话：“党毛子”或“大毛子”（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小毛子”（少共国际代表）、“工毛子”（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太平洋毛子”（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在这些方面，马尔罗的小说明显比蛋头学者的论文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气氛。

上海纳税人会议并非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活动，一开始就知道李立三和青帮大佬常玉清、王汉良的密切关系是他获得共产国际重用的主要资本。英国警务处的报告称：“青红帮与工运鼓吹者相联合……效忠于李立三。”他们袖手旁观，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列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政府利用群众运动排外的明显倾向。国共两党后来声称北京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迫害他们，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没有北京方面的秘密配合，他们的初期工作是不会这么顺利的。李立三经常奔走于陈独秀、虞洽卿和李思浩之间，后者是段祺瑞的灵魂和钱袋。当然，段祺瑞跟共产国际的所有统战对象一样，过不了多久就会悔不当初，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926年10月15日，远东局书记拉菲斯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信件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最新的统战方针：不反对联邦主义理论，但反对联邦派。这意味着共产国际认为广州革命根据地已经稳固，可以将打击范围扩大了孙传芳的五省联盟头上。10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会议。维经斯基表示：“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接近于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它必将成为领导者，而这将意味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倾向的失败。”大家应该遵循远东局领导拉菲斯的正确主张：“每当危机尖锐化的时刻，我们就应当引导无产阶级去进行独立的斗争，以便使它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做好准备······只有组织无产阶级的发动，我们才能促使小资产阶级转到我们方面来。”最后，他总结说：“应当这样来进行准备工作，要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被吸引到行将到来的斗争中。”斗争的方式以后确定，“但是必须使整个无产阶级都作好准备。其次必须这样来作准备工作，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斗争中来。”他这话翻译成非统战语言，就是说要让一批地下党能够操纵的国民党左派和社会贤达担任花瓶。远东共和国依靠统战打败了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的朋友们，远东共和国的继承者始终奉这种秘传心法为法宝。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领袖，奉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知趣地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略。他在过去几年内已经碰了足够多的钉子，明白了共产国际的秘密等级比公开等级更重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秘密情报官尼克尔斯基是公开特派员马林的上级。现在，莫斯科派来的任何临时代表都比他这位领袖说话算话。

1927年2月11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彭述之向陈独秀和罗亦农传达了第七届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决议》认为一举击破帝国主义中心的时机即将成熟，应该立刻收编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帮会、溃兵和游民，把他们武装起来，抢在北伐军入城以前夺取上海。军事负责人周恩来后来总结说：“游民的无产阶级，落伍的军人及青红帮有几万人，他们目前的表现尚可信赖······可以联络为工人武装暴动的助力。”汪寿华和杜月笙的关系相当于李立三和王汉良的关系。1927年3月的《特委会议记录》称：1927年2月28日–3月8日，杜月笙和汪寿华五次接头。3月2日，杜月笙告诉他的朋友：他负责安排共产国际代表和法租界总巡会谈，以保障外人权益为条件，换取后者的友好中立，并答应帮助筹款五千元。孙传芳的部下准备逮捕陈独秀、罗亦农、汪寿华，杜月笙立刻通知汪寿华。他还派出小弟保护朋友的会场，帮助安装电话。汪寿华以晚辈弟子身份（他是以国民党员资格拜在杜月笙门下的）感谢杜老板的义薄云天，杜月笙直率地回答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忙。”汪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