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认明朝倭患平息的原因

再认明朝倭患平息的原因
摘要：众所周知，明朝时期，日本一些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骚扰中国沿海地区，史称“倭寇”。

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即明世宗朱厚熜执政时期，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

传统说法一般认为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注：1528年-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山东登州人。

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军事家），率军历十余年，经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

但事实上明朝倭患平息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戚继光的抗倭斗争，笔者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明朝时期；武士、浪人和商人；东南沿海倭；戚继光
明朝倭患平息的原因，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坚决抗倭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抗争。

明朝前期，国力强盛，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但是至嘉靖年间政治日益腐败，嘉靖崇信道教，一心追求长生不老，长期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

在其在位的四十多年间，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而权臣严嵩趁机擅权，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造成吏治败坏，民不聊生，财政拮据。

明朝军事力量更是严重下滑，与明朝初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据《明史》载，“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

”[1]抗倭官员谭纶也曾指出“（明军）比来法令废弛，行伍空虚，各该卫所官兵，大都桀骜不驯，玩钝无耻。

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

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

[2]可见当时海防松弛、军纪败坏到何等地步。

不少官兵一遇倭寇，即溃不成军，任由倭寇长驱直
入。

这些情况自然为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倭寇的烧杀劫掠自然激起了中国军民的反抗。

其中名将戚继光自然功不可没，其亲自组织训练的“戚家军”名闻天下。

戚继光更是多次率军以寡敌众，大获全胜，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但另外一位抗倭将领俞大猷（注：1504年-1580年，明福建晋江人，字志辅，号虚江，少好读书，知兵法，世袭百户）也不容忽略。

俞大猷同样战功显赫，统领的“俞家军”亦是威名赫赫，以致人们把他与当时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

此外，抗倭斗争的胜利也离不开中国广大军民的抗争。

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扰上海地区，民众自发组织敢死队数百人守城。

再如广西壮族土官瓦氏夫人以58岁的高龄，率广西6000俍兵开赴东南沿海前线抗倭，屡建功勋，被嘉靖皇帝封为二品夫人，“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谣在沿海民众中广为传颂起来。

可见单就中国的抗倭力量而言，并非仅仅是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

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由动荡趋向稳定。

元末明初日本处于南北朝内乱时期，两大政权时常发生战争。

南北朝局面结束后，1467年日本又开始进入到长达百余年之久的战国时代，各地军阀相互征伐，天下大乱。

在长期战争的影响下，大批日本人相继流亡到海上为生，进而与许多不法商人、海盗勾结，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烧杀劫掠，日本国内的不少封建领主为了利益，也时常组织、纵容武士家臣到海上抢劫，导致了倭患的泛滥。

[3]可见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并非日本中央政权支持的官方行为，而
是与当时日本政局的混乱有极大的关系。

16世纪后期，日本武将、大名丰臣秀吉崛起，逐渐统一日本，日本国内政局趋于稳定。

1588年，丰臣秀吉颁布了“海贼禁制令”，严禁海上的贸易活动，并设立“朱印船”制度，持有“异国渡海朱印状”的船只才被许可前往国外进行贸易活动。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掌握日本政权，建立起“江户幕府”统治。

为巩固统治，德川家康多次颁布“锁国令”，规定除特许船只以外，严禁其他船只驶往国外。

由于日本国内政局和政策的变化，倭寇来源于日本的这一链条终于断绝，倭寇的活动逐渐减少。

三、明朝政府开放海禁。

明朝建立伊始，统治者就就制定了限制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

公元1381年，朱元璋为防范担臣民与外国势力联合对朱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4]为由，严格禁止民间私人贸易，并为此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嘉靖初年，日本细川政权和军阀大内氏势力各派遣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贸易，结果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为入贡资格问题而引发冲突，许多明朝军民被杀。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5]，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而长期的“海禁”致使沿海居民的生计和商人的利益受到严重的冲击，不少流民、商人转而与倭寇勾结，从而使倭寇的规模不断扩大。

明朝抗倭官员胡宗宪
就曾指出“今之海寇，动计数万，借托言倭奴，而其实处于日本者不过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字无赖者入而附之耳。

”由此可见倭患猖獗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不少中国流民、奸民、商人参与其中。

经历了长期的抗倭斗争后，明朝许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海禁政策造成倭患愈演愈烈。

明朝官员，福建长乐人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6]福建巡抚谭纶也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

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

”[7]有鉴于此，加上明朝面临财政危机等因素，明穆宗即位后逐渐放开海禁，形成了“隆庆（注：明穆宗年号）开海，月港开放”的局面。

虽然隆庆初年的开放海禁，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的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毕竟推动民间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治本”的作用。

据《明史》载“迨隆庆初，倭渐不为患，而诸小寇往往有之。

”[8]可见大规模的倭患已逐渐根除。

现代学者樊树志在其所著的《国史概要》中就指出“明穆宗、神宗时实行较开放灵活的政策，由于海禁开放，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所谓的‘倭患’就烟消云散。

”[9]
综上所述，明朝中后期倭患的平息除了戚继光等军民抗倭之外，至少还有两点重要原因，即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以及官方的管制加强；中国明朝政府调整海禁政策。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冈中学）
参考文献
[1]明史：卷二百零五·列傳第九十三。

[2]陈学文：《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文史哲》1983年05期第78-83页
[3]王梅：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一），好研网。

[4]《明太祖实录》卷139。

[5]《争贡之役帝国朝贡贸易的崩溃》，2012年第06期。

[6][7]白斌王慕民：《海禁，闭关锁国的历史一页——明代朱纨海禁政策研究》，《今日定海》2011年3月21日。

[8]明史：志第六十七兵三。

[9]樊树志：《国史概要》（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