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被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

袁世凯被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
廖一中
在考察中华民国建立这一历史篇章时，:公须承认，袁世凯倒向共和对于废除二千余年的
封建帝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承认这一历史作用是不客观的。

综观袁氏之所以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错综复杂，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

它绝不是偶然性的表现，而是必然性的结果。

一、袁世凯具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
毋庸讳言，袁世凯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具有颇高的威望。

他与列强政府、立宪派人.、清朝
文武官员有着紧密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拥护，同时，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包括革命
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定程度的拥护与信任，可以说，声誉赫赫，人心相向。

:待别是他
控制着中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北洋陆军，还有由他一手培植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北洋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的关键部门，唯袁氏之命是从。

正是上述原因，造成他在政坛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之所以获得这种声望和地位，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他的政绩中检验出来的。

他的政绩体现了他的才干、志趣与抱负。

在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中，他皆参予并且表现突出。

初出茅庐即出使朝鲜，果断干练，扑灭“壬午兵变”，挫败“甲申政变”，稳定朝鲜政局。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作为一个不大起重要作用的官员，褒多贬少。

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博得维新之名。

戊戊告密一事曾使他声名狼藉，但到辛亥革命期间，时过境迁，哀又与梁启超言归于好，告密丑闻已不能再构成对他声誉的损害。

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创建了中国近代化军队，博得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赏。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稳定山东局势，未遭战祸波及，参予“东南互保”，推动《辛丑条约》的谈判，在中外统治阶级中获得了很高的赞誉，被称
为“强者”。

他推动晚清“新政”的发展，坚持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创办新式教育;回收利
权，推动实业与近代交通的发展;建立巡警制度，把司法与行政分离，创前人之所未有。

继而他参予推行君主立宪活动，奏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率先办理地方自治(即县议会)，力主改革官职，实行责任内阁制。

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推行“新政”的有力人物，且收
效显著。

这对于促进政治革新、社会前进是有益的，所以人们把他目为与日本明治维新之伊藤博文、大久保齐名的世界风云人物。

与此同时，他运用权力和官场权术，培植了…一个由他
控制的、占据国家重要部门的北洋官僚集团。

袁氏就是凭藉政绩和北洋官僚集团的力量，取得了政坛上的实力地位，并赢得了威望。

1909年1月，摄政王载洋将袁氏削职回籍。

袁被罢官后的时期，恰恰是清廷日益腐朽，
陷于灭亡的边缘的年代，这使袁的声望不仅不衰，反而形象更加高大，成为中外统治阶级最为关注的人物。

当时，哀在朝的党羽更是政无大小“毕报”，唯衰马一首是瞻。

总理大巨奕动、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曾联名辞职，推荐袁世凯出山执掌大权。

他的党羽和许多大臣异
口同声地说，只有请袁出山，才能重整朝纲，挽救清王朝濒临灭亡的厄运。

列强也纷纷要求清廷起用袁世凯。

及至武昌首义后，奕助等高级官员和列强更是纷纷要求载洋起用衰世凯“
平叛”。

袁氏东山再起后，就从革命军手中夺回了汉口、汉阳，如果不是南北议和停战的话，革命军也未必能守住武昌。

上述种种，就是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政治重心，通过南北谈判而被推举为临时大
总统的一个主观因素。

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虽有贬抑的一面，但总的说来，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在南北和谈期
间，黄兴在给袁的信中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愿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
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三年以前满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也。

”(《黄兴集》第81、82页)这不是黄兴的客套话，确是
他和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看法。

当时，孙中山也后悔未能早点与袁…采取一致行动，。

直到
袁已经担任临时总统的1912年下半年，孙中山当面和背后还一再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袁
莫属，“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革命文献》第6册2页)。

]913年2月间，正在
选举正式大总统之际，孙中山还电告广东都督胡汉民，请其支持袁氏当选。

他说:“现任袁
总统，雄才伟略，薄海同钦多就任以来，所有措施，中外慑服，请联南方各督抚共表同情。

一面怂恿国会赞成，务使人心一致，藉支危局。

”(《孙中山史事详录》第538页)在南北
和谈期间，国外华侨团体和国内报刊纷纷表示:衰氏适宜充当总统。

如他反戈一击，当为共和
国之第一任总统，不只国人感谢他，外国人也会景仰他(见《神州日报》1911年11月26日)。

立宪派首领张睿更是明确表示:“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50页)。

由此可见，当时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与此同时，治理国家远非进行革命斗争可比，需要有一批治理国家的人马，就当时实际
情况来说，革命党人难以胜任。

关于这一点，黄兴在1912年6月说得很清楚。

他说:“事情很清楚，没有行政工作阅历的青年人不能忽视那些(旧月的国务才干，尽管那是旧制度的
才干;军队应该留下一批行家，尽管他们先前为清朝卖过命;外交方面需要在欧洲有影响的
人物，尽管他们的活动与清朝有联系，无论制度破坏得怎样合理，我们没有旧制度有经验的官员却是不行的(姑且这样说吧1)。

”他还认为，袁世凯作为爱国者，能够拥护我们的主
张(均见《黄兴同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沃兹涅斯基的谈话}}，1912年6月8日，严昌洪译，张贯益校，手稿本)。

革命派需要借助旧官员来治理国家，就需要袁世凯及其党羽。

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凡属重大内政、外交措施，不得到列强的认可是难以行得通的。

武
昌起义以后，列强紧跟形势发展，认识到在中国行共和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而从支持清王朝迅速转变为赞成共和制。

但是，他们不是支持革命派来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是支持袁世凯搞共和。

他们的方针是压制革命党，支持哀世凯取代革命党。

他们公开宣称: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显示出治理国家的才能比当代中国任何政治家为高，任命象孙中山这样的领袖为民国总统，绝不能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818页)。

因此，袁氏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也包括上述这种客观因素。

二、革命党力量相对不够强大
同盟会发动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推翻清王朝，与其说是同盟会力量强大，毋宁说是由于
清朝政府太腐朽无能。

同盟会虽然在东南各省有着一定的基础，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它的力量是微弱的。

它没有力量掌握革命的全过程，也没有力量掌管全国政权。

唯其如此，才被迫通过南北和谈，孙中山让位于袁。

当时，孙中山为了摆脱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窘境，并出兵北伐，乃谋求日本的支持，甚至不惜以“租让满洲”给日本作为条件，以取得日本在经济等
方面的支持，即从日本筹得1500万元经费，“如仍无成功的希望，只好将政权一时让与袁世凯，除此，别无他策”以森烙致益田孝函》1912年2月8日，转引自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

“租让满洲”谈判没有成功，这样，“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
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同上)。

总之，同盟
会力量薄弱，难以掌握住局势，又未从本质上看清袁世凯，只得被迫让位于袁氏。

至于前述孙中山推举袁氏为临时大总统和拥护他为正式大总统，与上述被逼让位一事并
不矛盾。

事实是，孙中山是在被逼让位的前提下，承认袁氏的实力和地位而予以推戴的。

同盟会人有理想，有热情，光明磊落，英勇拼搏。

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政党来说，它存
在严重的弱点:社会基础不广泛;组织上松散，甚至闹派别争吵，认识上也不一致，革命军
队大都是临时组织的，既未加训练，又严重缺乏军械与给养。

正值武昌起义后紧急关头，重要领导人章太炎就公开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消极口号，涣散人心，甚至和立宪派人组织政团，进行分裂活动。

诚然，他们对袁世凯搞个人专制的恶劣品质是有一定认识的，力求以临时约法、议会来约束他，防止他进行个人专制，丧失革命成果，然而，这只是主观愿望而已，不久，即化为泡影。

同时，袁党(北洋集团)虽无党之名而有党之实。

他们力量雄厚，执掌着军事、外交、内政和财政大权，步调一致，为袁氏拼死卖命。

相形之下，革命党与袁党较量，力量相对薄弱，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同盟会提出的“驱除糙虏”的反满、排满口号，曾为组织发动人民推翻清王朝起过积极
的作用，、然而，它也存在致命的弱点，特别是武昌起义后更为显著。

它模糊了人民的视野，把斗争引向局限于满汉民族矛盾的狭隘方面去。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仍然坚持这个口号而不思修正，以至造成仅仅因为某人是汉族督抚就拥戴他宣布独立，成为革命政府的重要成员的情况。

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样具有这种心理。

“所谓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皆为中外所重者，当推汉人之袁世凯”。

革命党人还一再致函袁世凯，以满汉之别来鼓动袁反戈一击，总之，“袁氏适宜汉族总统”(均见《神州日报》1911年11月2、5日)。

这样，就泯
灭了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界线，混淆了革命政权与旧政权、旧官僚之别，在汉族一家的旗帜下，导致袁氏以汉人血统而不是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的面目出现，使他在区分满汉吵域这个夹缝中冒了出来。

革命党人对列强的态度过分软弱，也是促使袁上台的一个因素。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
统誓词中说:“国民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即解除大总统之职。

”(《辛亥苹命
资料》第3页)革命党人认为:列强对于南北两方，“助汉则汉兴，助楚则楚兴，他们一日
不承认，我一日不能释此祀忧”(《临时政府成立后之二大任务》，《民主报》191王年12月13日)。

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政府执政过程中，运动各国承认它，被革命党人列为第一要务。

但是，列强硬是不承认临时政府。

他们声称: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外国的信任，而孙巾山或黎元洪绝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承认(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_!二，第8碍页)。

列强在各个方面，尤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极力遏抑革命党，在这种威吓面前，革命党望而却步，束手无策。

列强的不承认，使革命党人大为气馁，尤其害怕他们进行干涉，因而对袁氏的妥协退让日益加重。

从一封著名革命党人的意见书中就可充分地看出这一点。

由陈其关、纽永建、马君武、汪精卫、王宠惠、犷右任和立宪派人张警、赵凤昌等_人以“共和促进会”名义发表题为《共和统一意见书》说:“一旦列强干涉而军国之步调乱矣，假若为和平之干涉，尚有踌躇计划之余地，倘列强强制服从，继以兵力出师与提案并进，应当以如何之对策?斯则国人所当日夕思惟不容漠置，不容自讳者也;夫欲免受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求革
命之成功，欲使革命之成功，莫急于破旧政府之中决机关，而破旧政府之中央机关，又唯有举袁以逼宫，才能有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

”(《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6日)黄兴也说，只有举袁，才可避免列强意外之干涉(见《黄兴集》第94页)。

革命党人的上述弱点，是促使贵世凯顺利攫得临时大总统的原因之一。

三、清王室的腐败无能给袁创造了客观条件
清王朝是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的制约力量，他们是不甘于灭亡而退出统治舞台
的。

但是，他们十分腐朽无能，其权力核心人物，如载洋怯懦无能;隆裕太后系无知女流，内
政外交一无所知，奕助既昏庸又已年迈，同时又早为袁氏所收买;载涛、溥伟、毓朗等或少不
更事，或系纵垮子弟，缺德鲜才，载泽、善着虽稍如人意，但也非济世人才;唯一有点本领的铁良和良弼二人，铁良早已流放江宁将军，无权无势，难以施展其力;良弼独木难支，被
袁视为眼中钉而予暗杀。

总之，这群末代王孙和八旗贵族，远非匡时救世、挽救危难之人，他
们根本不是袁的对手。

更重要的是整个清王朝已如大风浪中即将沉没的破舟，无可挽救了。

有清一代，统治集团内部的满汉之争，从隐蔽到公开，从妥协到对峙，一直未停，到
1908年慈禧太后逝世以后，这种矛盾达到顶点。

因此，清室倾覆之时，留下的只有孤儿寡妇，为其挣扎殉葬的文武官员寥寥无几，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灭亡史上罕见的现象。

从中央到地方，文武官员甚至满族权贵都纷纷倒向袁世凯靡下。

这样，就为袁世凯以革命逼清室退位创造了条件。

通过优待条例，袁轻而易举地达到了逼宫目的。

四、立宪派对袁氏的帮助
立宪派与革命党同是清末两大救国力量，前者主张维持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这在资
政院和各省咨议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资产阶级和官绅中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后者笃信民主共和，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1911年5月，张誊亲到垣上村访问袁世凯，彼此
订立了互助默契。

袁世凯向张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遵从你的意旨而行事‟(见《张春传记》第181页)。

武昌起义后，立宪派迅速从拥护君主立宪转向赞成共和。

流亡日本的立宪派重要人物梁启超提出的方针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2页)。

以张春为首的立宪派人汤化龙、汤寿潜、谭延间、蒲殿俊等人，与革命党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在独立各省政权中取得了重要地位。

但同时他们又与进入革命阵营内部的旧官僚程德全、黎元洪等人联成一气，与袁世凯里应外合，在革命阵营内部为袁氏上台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北和谈中，张睿、赵凤昌与袁氏和谈代表唐绍仪一起在谈判桌上“对付”革命党人。

张春、汤化龙等还鼓动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漳等为袁世凯效力。

总之，立宪派人为袁上台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上所述，袁世凯被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主观与客观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至
于袁氏在此过程中运用了卑劣的权术确是事实，然而，从历史上来讲，多数政治家都曾运用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权术，更何况权术只是力量的补充而不能替代力量，当然不能算是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的因素了。

(本文作者:廖一中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责任编辑: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