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的悲剧性

悲剧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与其他的一切意识形态一样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而且它还往往对人类的命运或人的生存困境提出富有诗意的想象和进行富有哲理意味的思索，它广泛地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于连·索莱尔，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他的悲剧命运就是所有读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所在，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反抗性也好，堕落性也好，虚伪性也好，他的悲剧命运是无可厚非的，同时也为人们提出了社会与人的沉重话题。

于连·索莱尔是斯丹达尔根据复辟时期的社会现实，集中概括了当时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塑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形象。作者认为于连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如果生长在大革命的时代，将有“数不清的机会在公共事务的广大场合大显身手” ，而在波旁王朝复辟的时期，他却扮演了“一个叛逆的平民的悲剧角色” ，成了“一个跟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于连个人奋斗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最终目的是要爬上上流社会，他对社会的反抗和对社会的妥协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的性格是充满虚伪、自私而又自卑自尊的矛盾的。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想凭借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最终失败的人物的命运来反映出当时社会矛盾。他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其自身的性格因素也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因素的。

于连卑微的出身，父兄的歧视，与其接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使他具有双重的性格。出身的自卑而产生的极强而敏感的自尊，使他总是特立独行；而处于私利的虚伪则是于连个人奋斗的很好的武器。使他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

于连的个人奋斗可以说是一个爬竹竿的过程。于连18岁做市长家庭教师是他爬上了社会的第一节，谢朗神甫推荐他到省城贝藏松神学院是他爬上的第二节，以秘书身份出现在德·拉莫尔侯爵府时是他爬上了第三节，这是他人生的最高峰。在此历程中表现出他的性格中的自私虚伪和自卑自尊的矛盾性格导致他的反抗和妥协的双重性。

于连出身贫民，地位低微，又处在一个充满禁锢的时代，他有小私有者向上爬的心理，为出人头地强迫自己做一件又一件违心的事，为了达到他的理想，他为自己修筑了一座桥梁——虚伪。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能把拉丁文的《圣经》倒背如流，可他根本不相信宗教；他以勤恳的态度和优异的工作获得德·拉莫尔侯爵的信任；心理明明崇拜拿破仑却当众辱骂他……所有这些虚伪手段都是他晋升的“敲门砖”，其中利用最得力的莫过于爱情。爱情本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之一，但在于连手里，爱情却成了他爬向上流社会的阶梯，他努力扮演“一个惯于引女人注目的男人角色” 。他利用自己的才气和勇气勾引美丽、温顺、善良却已生儿育女的德·莱纳夫人，他却始终注意征服德·莱纳夫人时“我的角色扮演得好吗” ，后来奸情暴露被迫进神学院。对于女招待阿芒达，他曾经为她与另一个顾客争风吃醋，可进神学院以后，为博得院长神甫的欢心，他甘愿抛弃儿女情长，虽欲火中烧却装得冷若冰霜。尽管他不喜欢玛蒂尔德，但为了能做侯爵的乘龙快婿而打进上流社会，他采取种种手段，博得她的欢心，于连本想踏着女人的肩膀爬上去，但在那滑腻生香的肌肤上一不小心便跌了下来，并摔得粉身碎骨。于连的虚伪都是为了使他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这既是由于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又是其本性所在。由于其自私自利，当这个社会满足他的个人愿望时，他就可以对他所憎恨的那些贵族、僧侣漠然视之，并向他们妥协。他曾参与德·拉莫尔侯爵召集的秘密反动会议，充当过复辟贵族的工具，当拉莫尔侯爵为了保全已怀孕的女儿的名声，不得不为于连提供“贵族私生子”的假身份，并为他弄来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和一宗地产时，于连的野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时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大贵人的私生子”。但是在这片人人为己的“充斥着平庸的灼热沙漠里” ，上流社会决不会允许一个骨子里崇拜拿破仑的下层贫民挤身于他们之列。虽然于连为了成就个人野心以虚伪为武器，甚至改变信仰的妥协，这个社会还是将他踢下云端。

于连种种“黑”的品质和性格在他身上一目了然，但这并不是于连在个人奋斗历程中的主导性格，尽管他想要金钱、地位、女人，要想挤进上流社会，过鲜花如云，美酒如注的豪华生活。但他始终有着属于本阶级的那种平民意识，始终与贵族阶级相对立，虽然他曾经妥协过，但他在个人奋斗路程中，反抗是他的主旋律，而反抗的武器就是性格上强烈的自尊。

于连骄矜自持，自视清高。他一踏上社会就以不同凡响的举动、咄咄逼人的姿态打进贵族圈子，既得到贵夫人的青睐，又给市长戴了“绿帽子”；既博得侯爵小姐的恋情，又得到侯爵的宠爱。他对自己的才能深信不疑，但盲目的自尊往往也是深深的自卑。“我连供我完成学业的五百法郎年金都没有” “我不配谈论这些重大问题……因为我没有一千法郎的年金用来买面包” 。他自己的话就深刻地表明了他强烈的自卑心理。由于出身低下，于连总觉得这是奇耻大辱，由此而导致他强烈的自卑感，同时也激发他维护人格尊严的强烈要求，自尊和自卑常常是互相依存的。于连第一次握住德·莱纳夫人的手后又一次在客厅相逢，他又去抓住市长夫人的手，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虔诚和真挚。虽然此刻市长夫人也欢乐得满脸通红，但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德·莱纳夫人想起了于连小盒子里珍藏着的“女人肖像”（其实是拿破仑的肖像）时，立刻妒火中烧，愤怒地推开于连的手。而于连却觉得这是这位高贵的夫人认为他终归是个木匠的儿子而看不起他，所以现在后悔了。于是，他让她把手收回，不屑于留恋地慢慢地走开了，嘴角还浮现出一层辛酸的微笑。在同时自尊心也被激发。所以，当他得到德·莱纳夫人的爱情时，他感到的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得到满足的喜悦和骄傲，并把胜利看作是拿破仑式的胜利。这也恰恰体现出于连以全部精力反抗上层社会的意识。

在强烈的自尊心的支配下，于连带着战斗的情绪进入敌人的阵营，即使是爱情也被当作一场战斗来看。于连敢于轻视

傲慢的玛蒂尔德，他们的相爱竟是玛蒂尔德主动的。所以于连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性格的尊严，我从未说过我爱她” 。当他接到玛蒂尔德的情书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战胜了拉莫尔侯爵，并与拉莫尔侯爵也平等地坐在同一条板凳上。这哪里是谈情说爱？简直是一场战争，而且战斗的目标便是贵族阶级的地位和荣誉。于连性格中反抗的一面，在爱情描写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经历了贝藏松神学院后，于连多了些虚伪，但他的自尊并没有因此而磨灭，只是此时他的个人的雄心壮志开始向个人的野心逐步转化。进入巴黎时于连的心情是矛盾而复杂的，一方面，他因终于“要在伟大的事业舞台上显露身手” 而高兴；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巴黎是“阴谋和伪善的中心” ，必须提高警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他的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虚伪与自尊的斗争。他鄙视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却又欣赏他们的“文雅有礼”，逐渐陶醉于上流社会舞台的音乐、花朵和美丽的女人中。但于连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平民的自尊心，个人反抗未尽泯灭。对于自己争取到显赫地位，于连非但没有真正的幸福感，反而自嘲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他这种自尊是“平民骨气”的一种表现，任何情况下凛然不可侵犯。正如彼拉神甫和拉莫尔小姐所说的那样，于连出身低微，但意志高傲，心中燃烧神圣的火焰。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的轻视”。正因为如此，他枪杀德·莱纳夫人并拒绝上诉以维护自己的自尊，做到最后的反抗。

于连反抗与妥协的二重性注定他失败的悲剧命运，他的妥协使反抗不彻底，对贵族阶级抱有幻想，妄想通过平步青云达到自己个人奋斗的终点，妄想以投靠一个社会集团使自己的野心得以实现，其结果只能是不但不能如愿，反而使他体验到了一个有两个自我的双重人格：“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人” 。直至到死他才悟出依靠复辟势力，非但不能实现所谓“自我”，反而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长寂的夜空，犹如一声惊雷，震撼了整个欧洲大地。法兰西人民的革命热情如岩浆迸发，顷刻间摧毁了压在他们身上千百年的封建大山，从而揭开了法国历史上新的一页。这场革命使欧洲各封建统治者震惊、害怕、疯狂，他们曾组织多次反动联盟企图扑灭革命的熊熊之火。在这风云变换、兵连祸结的时代，这在法国和欧洲充满了革命和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历史转折时期，正是斯丹达尔创作《红与黑》的背景，也正是这样的时代，才造就了于连这样的悲剧性人物的悲剧命运。

于连的幼年经历了拿破仑时代，当时，拿破仑为革命的法国赢得了欧洲的光荣，也为出身贫寒而有才能的下层平民创造了达到他们生命的光辉之点的有利条件和开辟广阔人生前景的最大可能性。于连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传奇经历给出身贫寒的于连埋下了希望的火种，产生了对前途事业的渴望和建立英雄业绩的理想。他最爱读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和卢梭的《忏悔录》。但遗憾的是随着滑铁卢战场拿破仑的失败和波旁王朝的复辟，于连梦想穿上“红”军装，建立功勋于战场的迷梦破灭了。这“几乎使他变成疯子”。横亘在他面前的是金钱门第两座大山，教会、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统治。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没有出头之日。社会给于连设置下的就是这样的处境，他被养育在英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生活。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于连儿时的好友富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离群索居，洁身自好。于连则迥然不同，他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的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实现他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的梦想，“为了飞黄腾达，他可以做令人痛苦得多的事情” 。

当于连看到“一些四十多岁的教士就有十万法郎的年俸，相当拿破仑的那些著名将领收入的三倍” 时，于连又准备走另一条个人奋斗之路——穿上“黑”色的教服，追求晋升主教的地位以出人头地。尽管于连骨子里崇拜拿破仑，接受了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的思想，认为《圣经》、《论教皇》毫无价值，但他凭借自己非凡的记忆力熟背拉丁文的《新约全书》，并借此作为敲门砖，走进了市长家的大门。在这里，他初次接触到陌生而神秘的上流社会，见到了新贵族的丑恶嘴脸，目睹了政教的倾轧争斗，体验到了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起初，他感到厌恶、仇恨、恐惧，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适应。于是，他用拉丁文背《圣经》表演给宾客，博得他们的掌声，在他鼓起勇气征服了德·莱纳夫人并占有她后，特别是德·莱纳夫人介绍他充当依仗队员，出尽风头后，他更是志得意满，非常兴奋，这也增加了他继续向上爬的勇气。但是，当权者绝对不会轻饶这个不属于自己阶层的小人物这样为所欲为，而瓦勒诺这个靠吃人民血汗钱发家的骗子和暴发户更不允许他这样做，更何况他对德·莱纳夫人早就垂涎三尺，却得不到她的青睐，更是醋意大发。即使是爱他的德·莱纳夫人对他也并不理解，“在她看来，只有当仆人的才会这么想” 。于连第一次机会宣告失败。

于连来到贝藏松，在这里他学会了伪善和掩饰。贝藏松是一个专门训练教会鹰犬的场所。由于教派和政治背景不同，僧侣们相互栽赃陷害，到处是密探和阴谋。在圣洁的殿堂背后，隐藏着假仁假义，欺骗和虚伪。于连的出众才华，高傲的气质招来各方面的嫉妒、排挤、陷害，他开始学会了谨慎，收起了高傲，他开始以伪善对伪善，用谎言回答谎言。就像一棵小草被压在巨石之下，它顽强的生命力，只能促使它以畸曲的方式，歪歪斜斜地从石缝中挤出一样。于连逐渐挂起了哲学家、思想家的面具，并作为“一个最虔诚的修道士”得到了神学院院长彼拉神甫的赏识和提携，但他却还是随着彼拉神甫被挤走而最终离开神学院。可以说在“人间地狱”般的贝藏松神学院摸爬滚打十四个月之后，他唯一的收获就是变得小心谨慎，谦恭有礼。他以服从权威来掩盖独立思考，他甚至为自己所痛恨的天主教而大唱赞歌。

巴黎的德·拉莫尔侯爵府则是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在拉莫尔侯爵府金碧辉煌的客厅里“稍有一点生气的思想都似乎是一种粗鄙” 。为了爬上上流社会，日渐成熟的于连开始不动声色地博得侯爵的信任。很快就受到了侯爵的重用，被授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