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民族性格特征比较与跨文化交际

第6卷　第4期

2004年7月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Journal of Tianjin Adult H igher Learning N O.4Vol.6J ul.2004

中西民族性格特征比较与跨文化交际

谢亚琴1,周可荣1,李亚平2

(1.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天津市　300072;

2.天津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天津市　300384)

摘　要:　一个民族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也是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哲学思想的产物。东方与西方民族历史各异,社会环境因素不同,因而形成了既定的各具风采的民族性格。同时,世界各民族在发展、演进中又相互渗透、融合,异中有同,使各民族性格又具有共同点,籍此成为各民族互动、共进、互补的基础。悉心考察东西方人的性格特征、行为差异及其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于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往与沟通具有重要意义。跨文化交往需要正确处理四个方面的关系。

关键词:　中西方民族;民族性格;性格特征;跨文化交往

中图分类号:G04;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98(2004)04-0090-04

收稿日期:2004-01-10

作者简介:谢亚琴(1953-),女,河北省任丘县人,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双学士,主要研究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周可荣(1954-),女,河北省人,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文学、跨文化交际学;李亚平(1952-),男,河北省人,天津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关系。

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以及通讯、交通、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已逾越国境与洲际,涌向世界。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热络,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及影响之深为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在这股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中,源于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政治条件及不同发展历史的各民族文化相互撞击、相互渗透,形成互动共进的轨迹,支持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世界上众多的民族,鲜明的民族性格,组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国际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性格在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产生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是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哲学思想的产物。东方与西方民族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形态变迁走过了不同的历程,文化发展的时空环境差异较大,因而形成了既定的各具风采的民族性格。例如:中国人重视集体,西方人重视个体;中国人讲求和合,西方人强调竞争;中国文化属内向型,西方文化属外向型;中国文化求静,西方文化求动;中国文化基于自然经济,西方文化基于商品经济,凡此种种,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清新的时代特征。

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惯、约定俗成的交往通则或行为准则,而形成这一表征的基础是深厚的文化积淀。不同的习惯或行为准则,代表着东西文化或此或彼、或深或浅的文化渊源,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伊安・罗伯特逊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所描述的: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都会有其他社会没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各种组合。悉心考察研究中西民族性格特征,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加以比较,对我们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促进各民族间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现就我国与西方不同的性格特征或行为准则略作归纳和诠释。

1.群体与个体

群体与个体关系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价值观中的核心。群体观念强调群体的和谐,个人与集体的紧密联系,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依存;而个体观念则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主张个人行动自由,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较为松散,人与人相互依赖程度低。

就价值观而言,中华文化以整体作为其价值基础,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特征,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帅和群体利益的维护,群体观念源远流长。古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信念充分表达了汉民族以家、国、天下利益为重的的群体价值取向。当代中国尽管国门大开,各种观念纷至沓来,但维护整体利益依然是主流的价值取向。在数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汉族人倾向于整体思维,情感思维,从实际出发,注重主客体融合,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作用,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并汇聚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构成了中国人足资骄傲的集体精神品格和性格特征。

西方文化则突出个体性和主观作用,以个体为中心,主客体界限分明,尊崇个人的人格、价值、尊严,倡导自我中心主义,个性观念,自我行动自由。罗伯特・林德在他所列举的20种价值标准中,把个人主义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他把“个人主义”比作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个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自身的潜在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因此,在这种充满竞争意识的价值观推动下,人人注重自立;自我奋斗,自由进取成为人们崇尚的行为准则,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追求个性的民族性格。因为,在理想条件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统一与对立

中国传统哲学不否认对立,但更强调对立面的和谐,相互渗透,注重二元的依存和统一,即对立中的统一;而西方哲学传统则更强调二元的并存与对立,强调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即统一中的对立。

古希腊哲人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把统一的世界划分为“元素”和“灵魂”两个世界,这一基本思想奠定了对立型西方文化的基础。此后,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高于“现实”,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和“质料因”的区分,还是迪卡尔的“物质”与“心灵”两种实体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决定“现实事物”等学说,都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具有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的倾向,工作———娱乐,好———坏,和平———战争,对———错,成功———失败,原因———结果,精神———物质,主体———客体,人———自然等。西方人对大自然的迷惑、惊奇、敬畏和赞叹,使他们把人和物对立起来,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进行探索和研究,寻求征服自然之道,并形成了以观察物和研究物为特征的追求性格,以及以改造自然、谋求利益为特征的征服性格。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自古代就形成了二元的辩证思想,强调二元相辅相成的统一。中国文化突出联系与整体观念,这源自于中国长期以种植农业为主、地少人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更注重社会秩序稳定、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表达了“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和人相通,人和自然浑然为一体的观念。基于这一哲学思想,中华文化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天从人愿”,“天理人情”等。在处事上,中国人不拘泥于极端的“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伦理方式,而信奉中庸之道,适可而止,恰如其分,并形成了宽厚、和合与圆融的性格。

3.含蓄与外向

中国人与人接触,古已有之的是打恭、作揖、谦让,少有身体接触,过于亲昵被视为轻浮。中国人的表情达意是内向型的,办事说话讲求含蓄、委婉、稳健、矜持、庄重。中国人听别人发表意见时,通常喜欢静静地听,由细微的头部动作或面部表情来传达赞同还是反对,对情感展露经常采取克制、引导、自我调节的方式,遵循所谓“以理节情,发乎于情止于礼义”的教义。

西方文化推崇直率,感情外露受到赞许。西方人见面时的习俗礼仪一般是握手、拍肩、拥抱、亲吻等,性格特征上外向型凸现。这种外向型性格源于西方文化的开放性,是与西方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特点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规律密不可分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广泛、频繁的商品交换,日益发展的资本输出,大量的人口流动,为西方的文化交流、生产与科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人们为人处世偏向于情感流露。

4.恭谦与自信

在中国文化的氛围里,经过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中国人视恭谦为美德,而自炫其能不足取。当人们的工作受到称赞时,中国人常说“我们的工作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本人能力不足,请大家多多指教”,以表示恭谦,否则就有自不量力,目中无人之嫌。在为人处事上,中国人更看重集体的力量和作用。

与此相反,在西方文化中恭谦并不值得称道。由于西方民族有生以来就接受尽全力竞争,敢为人先的教育,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将自己从集体中凸显出来,处处表现出充分的自信。人们对赞赏和表扬一般只说谢谢。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