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帮结派-中国当代六大主流商帮的典型“商性”

中国当代六大主流商帮的典型商性
商帮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怎么评估？谁去评估？商帮的价值何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始终是一块空白，一人为个，二人为双，三人为众，四人为帮，但是“帮”比“个”总体的力量是大无穷大的。

帮就是群伙，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而奔波于生意场的当今商人在他们骨子里的商性究竟占了多少分去进行帮人的意识和商德呢？所以，从晋商、徽商、粤商到今天的天下第一商帮——浙商，他们在社会政治大背板下历经的波澜壮阔、风口浪尖、生生死死、过眼云烟，其生命力、影响力均有极限。

难见到几个百年、千年鲜明的商帮文化被传承和受尊崇。

我们对商帮要有所知、有所用、有所敬。

因为任何一个商人的经商经历，他的买卖可以无国界，但他的商人习性无不受到其成长区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商人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表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但是在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中都“重农抑商”，使中国商人阶层只能在“夹缝”中产生，并表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形成传统的十大商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徽州商帮、宁波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山西商帮、温州商帮、北京商帮、上海商帮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商人。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京派、海派及港派等三大商业流派，就大陆而言又以大区域分为江浙商人、岭南商人、北方商人等三个大流派。

●北京商帮●
北京商人是从传统商人、政府官员中脱胎出来的。

经商方式多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市场不大，生意场面却最多，热衷于做大买卖。

“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

北京人对政治的热情没有职业之分，常用政治眼光去分析评价一切，于是就有了重门第、重背景、重身份的传统。

要问什么事情能干，广东人是除了不能干的全都去干，上海人是能干的抓紧干，北京人是能干的还要看一看。

这使政治意识成为北京人的负面影响，导致市场意识淡薄和迟钝。

北京人是中国人中最幽默的一群，也是爱侃大山的一群，总觉得生意是侃出来的。

老板聚会，上海人你谦我让、斯文备至，而北京人争先恐后、高谈阔论，语惊四座。

与北京人做生意要注意：
▲要有耐心让他们侃；
▲要善于引导掌握主动；
▲当心没人侃。

如今，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主大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年轻人，为京城商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新一代儒商。

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信息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

在北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颗石子，打到的可能就是个博士。

北京活跃着一群策划家和一批“头脑”企业，还兴起一个新的行业——猎头业，就是挖人的企业，专门猎取金融、贸易、管理、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 浙江商帮 ●
“创造精神、开放精神、思想解放精神及求实精神”是浙江商业文化的优秀传统。

江海铸就了“浙商”不畏风险、机智勇敢的品质和商业头脑。

他们善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兼有南北商人之长，重实利，口碑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圆通的处世之术，有人曾形容“浙江人是商界交际花，并且是攻于心计的交际花”。

浙江商圈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州模式”。

温州是“中国私营企业之都”。

温州人有超前意识，务实肯干，愿意从小做起，以小商品做大市场，人们称: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温州人善于识别和捕捉商业信息，把握市场机会，分析市场空隙，满足市场需求，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

温州人勇于抛弃面子观念，不怕碰壁，不怕给脸色，温州购销大军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曾经以质量取胜挤走了韩国人，得到美国陆军部的订货，为美军生产全部的军用徽章和军服。

温州的经商模式具有“七长八短”的特点。

“七长”——温州模式的七大优势：
一长：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

二长：市场导向办企业。

三长：营销布阵。

四长：四海为家的吃苦拼搏精神。

五长：开始有抱团做大形成一批龙头苗头。

六长：开明政府和较好的社会氛围。

七长：民间资金充裕、财富认知度高。

“八短”——温州模式的八处硬伤：
一短：企业规模高速增长，老板个人素质力不从心——如今赚钱难了！ 二短：管理粗放落后——老板意志，缺少制度化管理。

三短：普遍不懂并怀疑资本运行——温州上市公司数量极少。

四短：现代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矛盾——创业元老归宿难题。

五短：重量级人才短缺——兵多将少缺帅才。

六短：学习意识淡薄——普遍缺乏危机感。

七短：小老板心态，鸡头主义，小富即安，甚至于玩物丧志。

八短：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不重视研究开发，只注重模仿。

● 香港商帮 ●
港派商人将中西文化成功地对接，形成很有时代特征和开放特色的商业文化模式。

港商特点是开放市场，经济意识强，竞争的压力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

中国人骨子里的悠闲被冲洗掉，代之以匆匆的步履、满心的欲望和喧嚣的生活，让人感到无时不在的生存压力。

于是港人常言“揾食艰难”，进而“搏命”。

“搏命”的含义一方面是说要勤奋，干活要卖力；另一方面是说要有胆识，敢于抓住机会，敢于冒险。

“人而无胆，百无一观”。

说“搏一下”这比“试一下”要来得重要，叫人整顿精神，全力以赴，多少还带点冒险精神。

然而，“搏”除了“搏命”更有“搏乱”之意，就是趁机作乱，趁火打劫，利用天下大乱成就个人事业。

所以香港人有守规则的商人，也有许多“痞子”式的商人。

在港商看来，挣钱是人生第一要义，音乐、艺术、文学和体育都商业化了。

聚财文化成为最流行的文化，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完全颠倒过来了。

但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网并未瓦解，只是更多地加入了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色彩。

“金钱至上，个人第一”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容不得“蠢人”的社会，人们都善于“捞世界”（创造世界），也善于“叹世界”（享受生活）。

所以工作勤奋、挣钱拼命的港人生活绝对不沉重，港人都会放松自己，享受人生。

● 上海商帮 ● 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策源地，是商家必争之地，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
呈现出中国大陆特有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化：
❖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意识，带给上海人较强的功利意识与经济观念，在近代形成全国有名的“海派”；
❖精明是上海人给人最深的印象；
❖公平合理观念也来自西方，成为“海派”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
❖常与西方打交道而西化洋气，因融入天南地北的文化色彩而有包容意识。

总体来讲，南方商人（岭南、江浙）都精明，但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从整体上被认为精明之至，上海商人都是“门槛精”、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敢于也善于商战。

外国人常说“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一家韩国报纸甚至公开声称“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的口袋里掏出钱来”。

但上海人始终摆脱不了给人“精明而小气，谨慎而胆小”的形象。

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必须要注意：
不要企图“斩”上海人，挣钱不要有太大的企求，同时对上海商人也不必过于小心，知理的上海人不会提出非分之想。

上海商人做生意十分谨慎，注意细节，不打无准备的仗，也常因某个小问题而拖时间，让你感到谈判很累，成功较难。

但是一旦成功，他们从合同到执行都会让你得心应手。

不要让上海人冒太大风险，他们做生意一向求稳求安。

因此，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对各种结果事先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总把法律、法规作“保护神”，守法守纪，遵守秩序已是上海人的基本概念。

所以，和上海人做生意还要注意：
⑥必须遵纪守法，符合法规、行规及政府规定；
⑥必须签合同，且必须清清楚楚，面面俱到；
⑥谈判要正规、正式；
⑥谈判要注意理性分析，多估计后果，并有合理的对策，感情在与上海人的谈判中难以发挥作用；
⑥必须认真履行合同。

长期的商业化影响，使上海人建立了基于经济合理性的、长于算计的本领和实惠的生活哲学，被称为是“理性的经济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他们讲实惠，关心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但情感因素淡化，常常“无事不登三宝殿”，把礼尚往来作为等价交换，体现出较强的功利色彩。

所以与上海人做生意还讲究：
★目的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准则；
★他们谈判只关心利润，生意对手的背景并不重要，只要合作就行； ★谈判时要注重仪表、注重形象，
★请客送礼要把握礼尚往来的原则，礼重了上海人吃不消，礼轻了上海人不尽力，既不要轻易受礼，还礼也须谨慎。

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很讲“礼”。

以前上海人有一句口头禅：“阿拉是上海人”（我是地道的上海人），他们以上海为自豪，称外地人为“乡下人”，给人以“欺生”的感觉。

改革开放后，过于精明的上海人对国家政策表现出退守式的精明。

面临巨大历史机遇，广东人是“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上海人则是“见了绿灯悠着走，见了红灯不敢走，指责别人绕着走”，终于让广东人比了下去，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曾经下降了。

但只要放开手脚，仍然是“东方明珠”，他们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自信、自尊。

这就要求我们注意上海人的自负，在生意中就双方的焦点应尽量客观分析，并表现出对生意对手真诚的理解。

如今，上海人脱胎换骨，变得豁达，变得大度，“崇洋而不媚外”，还善于建立新的“海外关系”，开始重新塑造出中国经济中心的新形象。

● 广东商帮 ●
在靠山临海的独立单元里，广东人形成了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标的独有心理特质：
■开放的文化生态和外倾性格；
■急功近利、注重实际的功利价值观；
■开拓创新与坚强性格；
■感情丰富、爱憎分明；
■生机勃勃而又任性急躁；
■机灵敏感、行为可塑但不厚重；
■较强的形象思维和感性认知能力。

广东人天生是经商的好料，无人不商，全民皆商，一生只做两件事：挣钱与花钱。

每天生活在钱眼里。

也不愿意出来。

认为有了钱，就有了地位、面子与一切。

他们还学会了港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企业经营管理方式，重利、重表象、重流行。

“敢为天下先”成为广东人商业精神的核心内容。

“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

搞经济建设奉行“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只要有利的事可以“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

所以民间有“东北人打架胆大，经商胆小；广东人经商
胆大，打架胆小”的俗语流传。

“要发财，忙起来。

”广东人的发达发在观念和时间上。

他们从不把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框架之内，随时准备根据市场信息来调整生产经营，项目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

并且善于借鸡生蛋：广东提供舞台，技术有人带来，管理有人操作，市场有人开拓。

从区域上看，广东商帮又细分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类。

广府人——
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人被称为广府人，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典型的广东人，他们是广东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

他们具有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等特点，具有开放、竞争、惜时、平等、变革等现代意识。

但广府人没有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其价值体系总体还停留在低层面上，集中表现为“五长五短”。

“五长”是指：
一长：实用实战，有狐狸般过人的敏锐度。

二长：求真务实，一切以结果为导向。

三长：勤奋刻苦，具有永不疲倦的黄牛精神。

四长：敢于拼搏，有狼一般的攻击力。

五长：危机意识与日俱增，适度从暴利年代向微利时代的转型。

“五短”是指：
一短：机制创新能力不足——从船老大到舰长的转变艰难。

二短：国际背景商务知识运营的专业度缺乏——从土狗到群狼的变革难。

三短：资金营运的能力较差——从产品挣钱走向用钱挣钱升级。

四短：对专业人才的掌控力不足——不知怎样使用比自己优秀的人才。

五短：企业愿景规划缺乏——只会盖楼不知盖多少层合适。

潮汕人——
被称为“广东的犹太人”。

从黄光裕到李嘉诚，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

2004年中国大陆首富黄光裕，十几年前以400元出外闯荡，白手起家，到今天的身家过百亿，他来自潮汕。

潮汕临海，很早就有人出外谋生，大多从事商贸活动。

其侨住地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

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建有各类社团。

这些团体不但成员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

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共认意识及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互相提携的人情观，也是潮汕人的经商特性之一。

由于独特的语言特点，潮汕人老乡认同感极为强烈，相互之间不分等级，贫富同等交往。

潮汕人多以衣锦
还乡、造福桑梓为荣，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巨商李嘉诚投巨资创建了设备一流的汕头大学。

客家人——
客家先民来自中原。

为逃避战乱，两晋时起，中原人陆续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一带，唐宋五代时迁到广东北部、东部，南宋时继续迁徙，明、清两朝迁往广东中部、西部以及广西、四川等地。

客家人以梅州为集中地，是古代广东的外来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又大多被环境所逼而背井离乡，散居外地，有的移居海外。

客家人来自祖国各地，极富冒险精神，敢想敢干、勇于开拓。

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

其代表人物是以“诚信”著称的段永平。

从“小霸王”到“步步高”，段永平决定了两个企业的兴和衰。

段永平说：“我们在企业中强调‘本分’这个概念。

‘信誉是本分’，中国很多企业把信誉作为手段，我还你钱是为了向你借更多的钱，而步步高是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一个下属向我汇报，说他在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欺骗了对方，占了对方的便宜，这个员工得到的肯定不是表场。

”因为欺骗不但要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严重的还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 福建商帮 ●
“海者，闽人之田”，“民以海为耕，商凭海为市”。

地瘠民贫的地理环境将福建人推向大海，大海也练就了他们的商人品格，培育了他们的商业精神。

福建人爱经商，经商当老板成为第一职业选择。

“不当老板不算好猛男”。

《爱拼才会赢》唱出了勇于开拓、敢拼敢闯的精神。

他们也善经商，东南亚华侨巨商多为福建人。

福建人具有强烈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有着强烈的创业欲望和冒险精神。

比如石狮人的市场意识几乎可以与发达国家生意人相媲美：
◆天生爱做生意；
◆家家有海外关系，擅长打“侨”牌；
◆认准了要干的就一定要干；
◆石狮人姓“民”不姓“官”；
◆石狮跑全国、跑世界，敢于推销石狮产品、宣传石狮形象。

石狮老板的来源：一是摆过摊的；二是坐过牢的；三是上过山的；四是出过洋的。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品格：重信义、和为贵、奉献社会、热受祖国和家乡、崇尚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