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
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评价，经过10余年历史的沉淀，加之人们主观上的不懈反思，现在有条件对其主要方面作出评估和预测。

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

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本人作为前知青，有必要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做些也许是未必公允的评论和预测。

一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55—1965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总的说来，起到子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得当的，尽管在其间受到“左”倾的思潮的某种程度的干扰，在某些具体工作环节上出了些偏差。

1966年，国家的政治形势骤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具有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后者，知青上山下乡被融进了那场“文革”，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不是沿着自己正常的成长轨迹壮大起来，而是靠外部强制力量刺激起来，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

人们对它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当外部强制力量消失时，它的崩馈于一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说“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理由如下:
第一，上山下乡的主要既定目标没有实现。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使我们党对修正主义有了高度警惕，并绝不容此类事件在中国重演。

为此，要造就千百万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实现这一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号召城市知青投身“广阔天地”去锤炼一颗颗反修防修的红心，而实际上是事与愿违。

知青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农民祖辈重复的劳作，生命完结之日才是毕业之时，初时的热忱和激情冷却下来。

知青们体察到上山下乡运动同其母体“文
革”一样，爆发突然，应有的准备远远不够。

他们在学习和羡佩贫下中农吃苦耐劳品格的同时，也探知了他们当中某些人为私利而工于心计。

知青们并不否认“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同时，也切实感受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依然是至理名言。

缩小以致消灭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使命之一。

当知青们兴冲冲注销了城镇户口而失去了吃商品粮资格时，还没来得及沉思这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迎接他们的却是那样巨大的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

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要缩小这差别，远非红卫兵横扫“四旧”那样神速顺当。

这需要他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出一辈子牺牲。

他们中的大部分尚未具备这样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

“林彪事件”爆发后，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他们无心独自担起反修防修而在农村劳作终生的殊荣，以为，他们这代人为缩小三大差别已奉献够多，因而提出“落实政策”即返城的要求。

随着千百万知青的返城，这场运动的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缩小三大差别的目的便付之东流了。

第二，从经济角度看，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约1700万人，没有安置在城市就业自然省下一大批费用，但在其他方面却花费了更多的费用。

按照1973年的标准，国家为每一位知青提供安置经费平均500—550元。

按1700万人核算，国家共拨款100亿元。

这仅是国家一级的直接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也拨出数额巨大的知青专款，知青所在地区也需要花不少钱。

中国农村缺少的是劳动效率，多的是劳动力。

知青到了农村，基本上被用作劳动力，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剩余的程度，同时，相应地减少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可以肯定，从经济角度讲，上山下乡运动是负效益。

另外，在城市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之际，城市企事业用人只能从农村招于是形城乡劳动大对流的反常现象。

10年间从农村招工进城约1300万人，这显然加剧了城市供应的紧张。

当成千上万知青重返城市时，本是城市大家庭一员的知青反倒成了待业者。

为解决这一尖锐矛盾，国家不得不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财力去消退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以安置待业的知青。

这一举世罕见的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大出大进与大进大出，造成了严重经济问题。

第三，上山下乡运动给人们带来无法言尽的心理重负和精神损耗。

上山下乡运动的背后，人们承受着政治高压。

知青上山下乡的动机，表层高度一致，但深层次却千差万别。

“文革”后期领导干部为当知青的子女“走后门”，办返城，
固然不对，但从中透露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

上山下乡子女们的状况成了广大家长最大的心病，加速了他们心身的衰老。

在农村，知青们在领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乐趣后，逐渐领悟了自己要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沉重。

在城市人面前，他们多疑而敏感，自卑感很重，承受着劳作之苦以外的另一种重压——文化贫困。

他们的文化要求得不到起码的满足。

知青公开提出返城的要求，并诉诸行动，确实从国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认定了实现他们要求的可行性。

各界人士对知青返城的要求给予理解与宽容，对上山下乡能否照以往的样子搞下去，表示怀疑和异议。

第四，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制定、具体政策的实施存有重大失误。

上山下乡运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应有周密的论证。

但在当时，人们则是更多地去制造和维持发起这场运动的政治氛围，去宣扬这场运动伟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

上山下乡的“一锅烩、全锅端”政策，加之缺乏细致深入的说服动员工作相辅佐，大大超过了一般群众思想觉悟的实际水平。

具体政策的反复多变，加剧了人们心态的不平衡。

人们觉得，下乡与返城，留城都是有着极大的随意性。

从而，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统性、严肃性受到了怀疑。

第五，上山下乡运动后患极大，至今尚未消尽。

大批知青涌回城市，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安置待业知青成了头等重要的事。

知青返城后，在住房、工作待遇、子女入托入学，继续学习、婚恋家庭、两地分居、工农兵大学生的待遇等问题上，解决起来颇为棘手。

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当时间和力量。

上山下乡的后患不仅涉及知青及其父母，而且对下一代也有着负作用。

目前，“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年轻人中较难实现。

这同他们对这场运动失误的认识不无关系。

二
如果从上述文字中得出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澄有任何正效应的话，则不是笔者全部本意。

当步入中年的知青叙述当年上山下乡给国家、个人带来的各种创伤时，直言不讳，毫无粉饰之辞；同时，他们也十分动情地记叙起那段经历将他们锤炼得深沉、练墩坚韧了，遇事不易冲动、偏激和随波逐流了，备加疼爱自己的祖国和热爱美好的生活了。

首先，上山下乡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知青们亲眼看到并亲身体驻到，中国城乡差别是多么大，地域间发展是多么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多么贫穷。

他们立志要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改变农村的现状，并为此抛洒了汗水，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

在奋斗中，他们清醒认识到，改变中国贫困面貌是如此之艰难，从而，他们对我党和政府在治国方面的失误，往往都能予以理解和谅解。

他们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相当稳定的和可以充分信赖的群体。

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

在三大实践活动中，他们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从农民乡亲们那儿学到了勤劳、纯朴、智慧、韧性和忍性。

他们并不否认农民身上还沉淀着祖辈因袭下来的消极因素，同时也认识到，正是这些农民，才是维系中国社会生存的基石。

尽管知青返城多年，仍同农民们保持着割不断的深情和联系。

再次，上山下乡使知青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发进取的人生信念，培养起体察国情、民情，关切民族命运，希冀中国稳步发展的政治品格。

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感受。

上山下乡运动的流产，并没有使他们淡薄政治，而是以一种更深沉的目光观察中国政治。

最后；知青在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在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三
无庸讳言，知青自有知青的缺陷，而有的缺陷正源于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

实事证明，像“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不应再搞的，但这绝非意味着对上山下乡这一社会现象的一概否定。

上山下乡并非是“文革”的产物，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上山下乡仍会继续搞下去。

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应当堪续搞下去的，也是可以继续搞下去的。

但这绝不是以往上山下乡的简单复制，必须在观念和具体措施上予以革新。

城市知青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意识，农村、山区、边疆是需要这些。

最适于发挥知青优势的岗位不能再是挥锄头、舞镰刀，而是把知青放到农业科技、教育、第二、第三产业等领域中，发挥其特长。

在安置地点上，不一定
把他们都安置到自然村。

目前，我国逐步形成的农村小城镇，可以作为城市知青的主要安置点。

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相结合，这是新中国第一，二、三代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也应当是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同样也应当是知识分子健康成长不能舍弃的道路。

要告诫城市知青，千方百计地抵制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所带来的持久的忧郁感、痛苦感以至绝望感。

鉴于当代城市知青思想水准的多层次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需要制定灵活多样的上山下乡的具体政策，不可简单划一。

对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待遇要从优从厚；上山下乡的时间长可至终生，短可至数年；上山下乡知青的子女教育要从优解决。

只要政策适于知青的思想实际，并得到切实贯彻落实，新的时期条件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另外，鉴于人们对“上山下乡”这一概念所抱有的逆反心理，可以换一种提法。

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山区、边疆对知青需求的状况；研究当代知青的价值取向、身心承受能力，使上山下乡的内容和形式顺应新时期发展的趋势。

社会发展的城市化是人类进步的一大特征，中国农村中小城镇的逐步形成，是中国农村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由此，有人认为，如今再搞上山下乡，是对历史的反动，笔者认为，不能如此简单地看问题．农村中小城镇化正处于起步阶段，这一过程的完成要经过很长的年月，这期间，需要众多的城市知青做出自己的贡献。

没有中国墟市知青的参与和奉献，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是无法最终消除的。

中国知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

这一传统会为、并已经为新一代知青所继承。

知青上山下乡会以某种新的名义、新的内容和形式缮续搞下去。

这就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命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
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3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了回忆。

但是，这场在3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

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
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

这道轨迹，蕴涵着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又留下了多少经验和教训啊!
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渊源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

例如，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

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

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

1956年1 月21日，团中央派专人到浙江温州，向在大陈岛开荒的20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赠送了题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锦旗，并宣读了团中央的祝贺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下乡上山”。

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人为强制实行的，它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

50年代中期，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却是巨大的，全国合作化光会计一项，就需要几百万人，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

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
60年代，单一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

另外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积压，
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

同时，60年代我国又连续出现灾荒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的援建项目陆续下马，必然决定要大量裁减职工。

苏联又催还贷款，致使我国经济出现低谷。

面对如此的内忧外患，党中央针对具体国情，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单一呆板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如果不理顺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与全民所有制同时并存、广开就业之门，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要产生。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

党中央是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

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

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

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比如全国闻名的回乡知青徐建春、吕根泽，城市下乡知青王培珍、邢燕子，还有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作出显著贡献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艰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赵耘，放弃留京、主动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他们闯过了思想关、家庭关、劳动关、艰苦生活关和社会舆论关，成为知青参加农业劳动的开路先锋，作出了贡献、锻炼了自己。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开始】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

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
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

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

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

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

“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

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

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
谐”。

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影响】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后，意识到自己被人所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

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运动目的】
一种解释是: 中共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

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

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等对手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 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受害者进行任何赔偿。

【评价】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迫害。

据说是林彪等人所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