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国内外翻译政策研究述评

2014年12月第4期

Dec.2014No.4

外语艺术教育研究

Educational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Arts

收稿日期：2014-05-29

作者简介：王云生（1974- ），男，侗族，湖南怀化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龙菡

（1981- ），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教学、语言测试。

国内外翻译政策研究述评

王云生1，龙 菡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2.湖北中医药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摘 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引发人们对于翻译政策及其研究的思考。在总结国内外翻译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要重新确定翻译政策在翻译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厘清有关概念，从多元的、跨学科的视角切入，探索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拓展翻译研究视野。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翻译政策研究；学术地位；跨学科视角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粤内登字O-10339（2014）04-0025-05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话题引发了不少热议，有的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急需“迈过翻译坎”[1]；有的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应该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2]，还有的从文学译介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心态、策略和方法等角度讨论了“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3]。国家机构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先是分别在2006年和2009年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继而在2013年又联合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协会和《人民文学》杂志社推出了“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旨在“激励国内外创作翻译力量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4]此外，为了增进外国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了解，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10年起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到2013年该项目第二批有38项获批。[5]可见，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展开，而翻译政策为一个可取的视角。问题在于，翻译政策在翻译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少翻译研究著作，甚至包括《劳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都没有收录该词。随着翻译研

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有必要对翻译政策展开研究，重新评估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而“翻译政策”一词的缺席一方面体现了翻译政策研究面临的窘境，另一方面也孕育着翻译研究空间拓展的可能性。而对翻译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笔者总结了国内外翻译政策研究的特点，概括主要研究成果，以期对目前翻译政策研究有所启示，拓展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一、国外翻译政策研究

“翻译政策”一词在国外提出较早，但研究进展缓慢，不够系统和深入。1972年，霍姆斯（Holmes）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首次提到了翻译政策，认为：“翻译研究者在（翻译政策）这一领域的任务就是从总体上就译者、翻译行为和译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向他人提供有根据的建议，如特定社会文化状态下需要翻译什么样的作品、译者现有和应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翻译在外语教学中应扮演的角色。”从定义上看，霍姆斯提出的翻译政策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ion scholar in this area is to render informed advice to others in defining the place and role of translators, translating, and translations in society at large: such questions, for

总第48期外语艺术教育研究

instance, as determining what works need to be

translated in a given socio-cultural situation, wha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translator is and

should be, or what part translating should play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19]77

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也曾讨论翻译政策。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提出，翻译文学至少在两个方面（与该国文学多元系统）相关联：其一是原文被译入语文学选择的方式和原则；其二是对某种范式、行为和政策的选择，也就是对文学形式的选择。[20]在佐哈尔看来，当某种文学比较年轻，尚在草创阶段，或者处于边缘、弱小状态，或者经历某种转折、危机、处于文学真空时，那么翻译文学就有可能占据该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这就意味着，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位置决定了不同的翻译政策，从而将新的范式、文类或者文体风格译介到目的语的文学系统中来。一旦翻译文学在目标语文化系统内占据主流地位，成为经典，那么翻译政策更多的是倾向于维护目的语文学的范式，而不是引进新的范式。

受多元系统理论启发，图里（Toury）发展了描写性翻译研究，其核心概念就是规范（norm）。在图里提出的“规范”概念中，翻译政策属于初始规范（preliminary norm），是“某个时期，某种语言/文化通过翻译来选择所输入的文本类型或者具体的文本时的一些决定性因素”。

Translation policy refers to those factors that govern the choice of text-types; or even of

individual texts, to be imported through translation

into a particular culture/language at a particular

point in time. Different policies may of course

apply to different subgroups, in terms of entire

text-types (eg. literary vs. non-literary ) or human

agents and groups thereof (eg. different publishing

houses), and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two often

offers very fertile grounds for policy hunting.[21]58

不过图里是从广义上讨论翻译政策，定义不够清晰，没有体现翻译政策的法律性质，也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论述。

与霍姆斯关系密切的鲁汶学派对翻译政策也有研究。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梅勒阿茨教授（Reine Meylaerts）将翻译政策区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类进行探讨。其中官方语境下的翻译政策也即狭义的翻译政策，是“在教育、法律事务、政治团体、管理、媒体等公共领域用以调整翻译活动的一整套法律规范”（a set of legal rules that regulate translation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education, in legal affairs,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administration, in the media[22]165）。可见，狭义的翻译政策大多具有法律属性，发布主体一般是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没有翻译政策也是一种翻译政策，体现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态度。政府部门制定的翻译政策往往规定了政治或文化产品输入与输出的数量或具体形式（例如是编译、改写还是全译），或者通过审查制度操纵翻译过程。一些国际机构，如欧盟和联合国等，也制定了翻译政策，具体有三类：（1）不翻译或者使用国际通用语的政策；（2）多语翻译政策，也即将所有的语言译成除自身之外的其他语言；（3）机构内部不翻译的政策以及机构与外部沟通的政策。第一种类型适用于国际性的科技组织，这些机构内部仅使用一种语言，大多数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英语作为通用语在科学、技术和商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相关国际性机构中不需要进行翻译，即使那些非英语母语的人也不需要将英语译成自己的母语。第二类政策中，欧盟是典型代表。欧盟重要的法律和政策性文件需要译成欧盟的23种官方语言，这些语言在欧盟内部享有同等地位，因此欧盟的翻译量之巨不难想象。第三类翻译政策往往由国际非盈利组织以及跨国企业制定，在这些机构内部往往使用通用语，而在机构与外部沟通时选择具体的语言对进行翻译。第一类和第三类翻译政策是比较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有大量翻译存在，另一方面同时大量使用某种通用语，不过二者并不矛盾。

梅勒阿茨指出，翻译政策还广泛存在于一些非官方的场合。这类翻译政策看似缺乏系统性，但实际上更复杂。这类翻译政策可以是促进（或阻碍）翻译活动的奖项或者奖学金，也可能是广义上的翻译策略、技巧、指导性的原则或程序，可能涉及到整个翻译过程、各种因素（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译者、 出版商等等）。这些策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