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以人为本

管理以人为本，提高管理绩效的关键之一在于运用适当的激励方法，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一、我国古代军队激励的主要方法

一是“赏罚并重，恩威并施。”管理者、治军者要赏罚严明，善于通过奖赏和惩罚这两种正、负强化激励手段，来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绩效的目的。如孙子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就提出“赏罚孰明”，并把它作为制胜的“五事七计”之一，开篇就指出了赏罚对于军队激励的重要性。《六韬》也指出：“赏如高山，罚如深溪”。奖赏若不厚，无法调动官兵的情绪和行动，则达不到激励士气和鼓动人心的作用；惩罚若不重，无法警示戒除不良因素，则士气无所依靠，人心不稳。可见，激励贤者，警戒恶者，使人趋赏避罚，激警官兵，以正风气，是厚奖重罚的目的所在。因此古人认为，只有赏罚并重，恩威并施，运用正负两种强化激励手段，才能“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九地篇》），激励和团结军队，使之无敌于天下。

二是“将帅律己，身先士卒”。管理者、治军者要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身的模范行动感化士兵、召唤士兵、和激励士兵。如春秋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很早就总结出“律已足以服人，身先足已率人”的领导和激励法则；诸葛亮在《将苑・厉士》中也做出了：“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的精辟论述。同样在古代的战争实践中，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对“将帅律己，身先士卒”都有着深刻的感性认识，如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就有写道：“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而在《资治通鉴・隋纪炀帝大业九年》中，唐玄宗也总结道：“玄感每战，身先士卒，必所向摧陷”。可见，我国古代对“将帅律己，身先士卒”的激励作用，是有着很深的思想认识的。

三是“士为知己者死”。管理者、治军者关心、爱护士兵，满足士兵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心理情感的需要，与之成知己和至交，从而使士兵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出力和服务。儒家孔子提出“仁”，主张“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地对待臣民。孙子则要求将帅一定要爱护士兵。他在《地形篇》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将帅如能象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对待士卒，就能取得士卒的信任，甘愿追随自己赴汤蹈火。这样的军队，就将无往而不胜。

四是“上下同欲者胜”。管理者、治军者，引导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不懈地努力，即目标激励法。孙子就非常强调“上下同欲”，并将它列为五个致胜必备因素之一。孟子也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重要论述，强调国君应顺应民意，统一民心，才会有上下团结一心的政治力量基础，才可以一统天下。“上下同欲”是作用极大的激励方法。军队战斗力强不强，治国政绩大不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有没有共同目标，能不能团结一心，步调一致。上下同心同德则无往而不胜，上下离心离德则一盘散沙，不攻自破。

二、我国古代军队激励方法特点分析

我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治国统兵激励军民士气与团结的思想方法，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源，其特点也是十分突出和鲜明的。

一是我国古代军队激励方法重视法纪。我国古代治军与激励军队一直都非常重视法纪。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古代的领导者、管理者认为治军充军必须要首先制定严明的纪律，以分明的赏罚来统领全军。如在《百战奇略》中就明确指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而在古代的战争实践中，军法的地位也是上升到了非常的高度，如三国时期马谡失守街亭后，

诸葛亮挥泪执行军法；曹操领队行军马踏民田触犯军法，以准“王”的身份“割发代首”来落实与执行军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古代国家军队的领导者对法纪的重视程度以及法纪对于治国统军激励的突出作用。

二是我国古代的军队激励方法强调心治。我国古代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管子・心术篇》中说：“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这里实际上已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的思想。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塑造人的精神，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理想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直坚持用一种理论来统一民众的心志，向臣民灌输儒家思想，教育臣民要“忠”、“孝”、“仁”、“义”。对那些精忠报国忍辱负重的“君子”，大力宣扬，使之成为万众学习、崇拜的楷模；对那些不忠不孝的“小人”，极力贬斥，使之为民痛恨。这种教育极大地激励人们去做“君子”，去“忠君勤王”、“舍生取义”，从而在国家、军队组织中产生一种具有很强凝聚力的整体精神。

三是我国古代的军队激励方法注重感情。我国古代强调感情与伦理道德。如儒家主张的对民（士兵）“爱之如父母，则归之于流水”，主张把家庭伦理推广应用于社会（军队）管理，人人都“爱”，建立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历史上，中国成功的统治者、治军者非常注重感情投入，以赢得人心，如刘备桃园三结义、诸葛亮七擒孟获等等，都是以情治军，以情激励的典型例子。而中国的民众（士兵）也十分重视感情，如果认为领导者、管理者对他好，他就会忠心耿耿为其效劳，不会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得失，甚至不惧牺牲，赴汤蹈火。

三、我国古代军队激励方法的几点启示

通过对我国古代军队激励的方法及特点的分析，我们当代军队管理激励工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要在激励的主体上有发展。首先是在激励主体上要以人为本，我们管理和激励的对象是广大官兵，目标是为党、国家、军队和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人的主体性，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官兵人格和个性发展，充分发扬官兵的主人翁意识，培养官兵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不能局限于古代“士为知已者死”的激励方法。其次是要对激励的主体引导好其需要，需要是人的个性倾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积极性的源泉，是激发人的思想和行为动机的基本动力。在激励的过程中，领导干部要正确看待官兵的正当需要，尽量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引导好官兵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尤其是对于精神上的需求，要施以细致入微的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而不能仅局限于古代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激励方法。

二是要在激励的手段上有跃升。如在赏罚激励上的认识上面要有所突破。我国古代强调的赏与罚的方法，在当代也是适用的，而且也应当是一种主要的激励方法。我们要重视赏与罚的激励效果，并且要在古代理论总结的认识上有所突破―即要在搞好物质激励的同时，多用精神激励方法，引导官兵提高精神需求的层次。一方面，要使干得好的官兵与干得差的官兵在物质收获上有所区别，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用物质刺激使官兵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用高尚的精神塑造官兵、激励官兵。官兵的行动受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在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下，官兵或是贪图物质上的享受，或是消极散漫，无激情，无斗志。在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下，官兵才能把党和国家、军队共同目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军队建设，从而焕发出极大的精神力量。

三是要在激励的形式上有创新。我国古代治国统军激励方法具有鲜明的“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