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标语墙

红军标语墙

牯牛降风景区内严家村多数姓严，早在明末清初，村里人就追随同乡、民族英雄吴次尾进行抗清活动，顺治二年村里壮丁五十余人集体参加义军，阻击渡江南下的清军，终因寡不敌众，败退回到村里一处名为乌鸦培的山上，最终五十壮丁与吴次尾一起壮烈捐躯。其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军在这里设过兵工厂，如今离村口不远的金竹洞内还能找到锻打兵器的铁渣、铁片。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此驻扎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先后有数十人参加了各种抗日组织，掩护、帮助抗日部队。共十来户人家、人口不足百人的小村，竟有7人解放后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现在村民陈满平家的老屋墙上留有红军时期的标语墙，上面写着“打倒国民匪党消灭保甲制度”，落款是“红军政宣”；“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你们度过年关困难的救星”，落款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宣”。尚健在的曾是当地农民团团长严金生烈士的儿子严守仲当时亲眼目睹标语的制作过程，原来这两条标语不是用墨汁写的，而是用从河里捡来的黑色石头放在地上锤碎、捣细，然后木桶中搅和，再用箬壳叶扎成的简易毛笔写成的。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方志敏领导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曾进入皖南各县，展开皖南各个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1951年9月编《闽浙赣分团工作报告汇编》）。在石台，方志敏所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西起牯牛降主峰余脉仙寓山以东，北界贡溪乡的高宝山以南，东、北至太平、青阳县的部分地区，都有其开展革命活动或战斗的遗迹。在1936年（中华民国廿五年）当时本县人倪文硕、苏纬之编订的《安徽省石台县志稿大事表》的书中记载有：中华民国廿三年（1934年）：……六月，赤匪方志敏股，由赣窜入祁门，陷本县之雷湖、城安、佘溪、七都等处。九月，县城危，省特务营来剿，匪他窜、得免陷落。十二月，行政专员驻县督剿，修缮城垣，四乡筑碉寨。匪陷六都及青阳之陵阳镇；十七日，县城四面被围；十九日，阮、王两旅兜剿，匪退七都境外。四区区长孙文炳被害于雷湖……”

这段引文中所指的“匪”，亦即方志敏及所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所提到的“雷湖”、“城安”当时均属石台县的管辖区域之内，位居牯牛降主峰偏东北侧山脚下，亦即秋浦河上游支流——鸿陵河的源头。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方志敏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牯牛降主峰以东至石台老县城广阳镇的广大地区内，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曾数度陷国民党反动派在石台的基层政权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为之组织的“剿匪”活动不断升级、加码，从而达到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

“中华民国廿四年（1935年）：……八十八师驻县剿匪。生擒匪首方志敏于怀玉山中。本县匪势稍刹。……”尽管方志敏最后于江西德兴县怀玉山地区的陇首村中，被国民党八十八师的绝对优势兵力所困、直至因叛徒出卖被俘、被害，但是，他所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牯牛降山区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未能如敌人所预想的那样，同时被扑灭。对此，曾任“新棚红军总医院”副院长的张履中同志，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红军失利（指谭家桥之战）后，方志敏率部进入石台柯村（位居牯牛降主峰东侧山脉）苏区，受到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柯村苏维埃政府举行的欢迎大会及皖南特委扩大会议上，方志敏作了重要讲话，对此后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作了重要指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前留下了侦察营与皖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皖南红军独立团，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还有与之相对应的具体记载：“……1934年冬，方志敏同志率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皖南，吴介唐奉命组成一支七、八十人的游击队，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北上。……”阅读着这些当事人撰写的亲身经历的史实，不但能够使今人如临其境地感受硝烟弥漫的历史风云，更能使我们真切地感觉到牯牛降不仅是一座自然界的高山，同时，也是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红军标语墙所昭示的内容，应该视为她永不磨灭的“碑文”！

此外这里人家的春联书写的多是缅怀先烈等内容，如“英雄门第三春景、军属人家一品红”、“农民会址现完好、红军足迹遍山区”、“世界和平人人喜、全家和睦万事兴”，这些春联从解放后到现在一直是一代一代往下留传。严家古村属于牯牛降旅游景点一组成部分，“英雄村”的发现为其秀丽古朴的自然风光又增添了一份红色遗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