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

浅谈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趋势

每年随着暑期气温的升高，火热的高考也演练到火热的高峰。高考之后，又有一拨拨的学生步入书山堆砌出来的通往奋斗已久的大学殿堂，成为所谓的大学生，接受更高等的教育。然后，一段时间后，很多学生，家长可能会发现翘首已久的大学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当“一切为了高考”成为中国教育的目标后，我们得到了近乎残酷的结果：大学形成严重的等级制，高等教育的所有竞争都围绕在掠夺前端经费、土地、师资、生源，教育缺乏生机，学术腐败频发，课程设计与社会需求脱节，这种机制下培养出的学生若不实习几乎就成了废品。

针对目前的高等教育现状，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思路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教改应借鉴经改

相对现在行政垄断的教育制度而言，建立自由教育制度应当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教育体制改革领域，第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价格”和办学机制。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服务型产品，它提供的效用——“知识”因人而异，难以直接评价，因为传授知识的教育归根结底是“育人”。但教育的“成本”则是可以计算的。同时，教育又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产品，是缩小人与人的能力差异性和收入差距的“公平”的源泉，历来被社会和政府所重视，甚至被当作公共品来生产。因此，不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办教育就应运而生。其中不足以收回教育成本的免费和低价收费的学校只能靠社会捐助和财政补贴来维持运转。这就是当初的大学都是由公益性团体和政府来办的根本原因。然而，此类非营利性学校往往因为“公费”而缺乏效率，这就给按市场价格收费的营利性学校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并迫使非营利学校进行某些市场化的改革，这就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趋势。就我国现状来说，法律和政策都不允许营利性学校存在，不承认学校的营利性(但无法杜绝变相的营利性)，不能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的办学都不是自由的，既无生产者主权，也无消费者主权，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状态。

第二是关于建立与自由的办学机制相适应的宏观教育监管体系问题。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集“管、办、评”一身，学校仍然是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属物”。改革的方向就是放权和分权以及转变职能，也就是将教育的“主管部门”转变为行业性的监管部门，主要是将公营学校“产权”的代理职能、教育的社会管理职能(教育的规划、规则制订、监管等)与微观的教育管理职能(办学、入学考试与录取、学科与课程设置、授课方式、毕业制度以及供产销人财物的管理等等)相分离。改革后的教育部门最终成为规则的制订者、监管者和裁判者。

第三是关于建立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在事实上说明了微观组织

——市场意义企业的再造先于市场规则的成形。正是有了成千上万的市场生产者或交易者，市场经济才不可逆转。当然，自由教育的微观组织的再造要难于微观经济组织的再造。因为除了利益障碍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障碍，以及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此外，市场意义上企业的再造的组织规则相对单一，而自由教育的机构则适应两种以上的规则。比如营利性规则，非营利性规则等等，这就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逻辑上，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自由教育的微观主体的再造可以从三方面考虑：首先，通过下放教育自主权和分权的方式，改造国有学校，使各类国有学校成为真正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主体，并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法律以及非营利性学校相关法律进行登记和管理。

其次，大力发展和改造民办学校。正如当年民企的兴起促进了国企的改革一样，民办学校的兴起、发展、转制或改制也必将促进国有学校的改革。民办学校应当转制或改制为不同类型的学校。转制改制至少有四种组合：非营利性的社会资助性的学校、非营利性的公营(国有)学校、营利性的股份制学校、营利性的独资学校。

最后，大力引进外资，举办中外合资或外资独资学校。引进外资的“开放带动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我们是否可借鉴其经验，通过引进各种不同的办学资金，开展不同类型(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的试点，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及自由教育微观主体的再造呢？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二、教育体制改革是核心

关于对现行教育的批评或者批判，民众可能有比较多的共识。中国的教育不适合社会发展的现实，摧毁青少年，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等等，问题之多、之严重、之复杂，已令各界忧虑非常。国家启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工作已经进入后期。这个规划完全由教育部主导，不像医改方案有一个民众参与和博弈的过程，结果如何尚难估测。但教育改革真正的希望还是在民间，靠自下而上的多样化生长，靠教育理念的逐渐更新，靠基层教育改革的探索，逐渐为整体性的教育改革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但整体性的改革究竟何时到来，我们仍在艰难呼唤。

我们建议以推进体制改革为中心进行教育改革，这其中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新的教育治理结构，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应该是服务而不是管制。所以，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世界各国的基本趋势。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治理结构，改变由政府单方管理教育的格局。这两点包括信息公开、政府问责、决策科学、发展民主化。

第二，向地方赋权、向学校赋权，这点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尤为重大。1922年“五四”

以后的第一个新学制，有一条方针就是“给地方留有伸缩的余地”。教育是来自基层的，不应该是高度统一化，由中央政府号令天下的。城市和农村面对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用一个规范去约束各地的教育，肯定是不合理的。因地制宜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重要，微观活动应当主要由地方和学校决定，其实也就是温总理非常强调的一点，教育家办学。

第三，建立一个竞争性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是顽疾，国外政府主要管理义务教育，对高等教育过问甚少。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是从高等教育改革开始的，其具有很强的示范性。现在的高等教育，主要问题就是官方化、行政化，遏制学术自由、学术本位的管理理念。同时，高校“千校一面”，追求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实验室，而不是各按其位，在不同方面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主要是单一评价模式的后果，高考本科评估备受诟病之处正基于此。

第四，构建一个开放、灵活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虽已受到中央重视，但现实中还面临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局办学。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不同，其直接面向经济市场、劳动市场，风险更大，成本更高。用教育行政部门办学的模式不大可能成功，必须以企业为主体，面向市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被很多人看成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职业教育既重要又薄弱，放松对职业教育的管制包括降低门槛，使其能够从需求入手，因地制宜，灵活发展。

最后，是教育教学层面的改革。教育的目的在于每一个学生的自我实现，用这样的目标来取代学历主义。当然，这就需要一种具体的制度化操作，主要就是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改革。如果仍然以“升学率”、“分数”作为唯一标准，那么“以人为本”的教改目标将很难实现。在这个层面上，录取制度的改革颇为重要，其是扩大高校选择权的有效途径。

三、教育改革应遵循24字方针——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当初经济改革启动是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文革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是认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邓小平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是50年了。这是启动改革的基本判断。现在对于教育形势，教育主管部门也认为形势大好，以在校生规模为成就。但过去是6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现在一流大学80%都找不到工作。这不能全怪罪于经济危机，我们的教育不能培养出适用人才，这是教育追求数量、规模，不求质量、品质而产生的危机，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是企业的失败。教育培养不出适用人才，是教育的失败。

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倒退，在改革开放中逆行。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场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