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差距与国际贸易

一、国际体系与国际贸易水平———问题的提出和已有解释

国际体系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国际体系怎样对国际贸易流动施加影响，长期以来，这是许多学者思考和力求解答的问题。

对这两者之间相关关系最早予以系统阐述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对1929-1933年间重击全球经济的大萧条进行研究后，金德尔伯格发现，正是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拒绝承担责任导致了这场大危机。[1]面对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金德尔伯格通过把握权力与财富之间的互动，给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回答：开放的平稳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稳定者，国际贸易的发展依赖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持秩序。[2]金德尔伯格由是开创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极大影响的霸权稳定理论。金德尔伯格之后吉尔平和克拉斯纳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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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现实主义者通过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来说明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构，即各单位所处的位置和排列。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大国（也就是“极”）的数量决定的。华尔兹指出，体系中极的数量对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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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相互依赖水平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由国际贸易来衡量的。

还有学者考虑体系环境———战争或者和平，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后果。正如斯特兰奇所说，没有什么因素比战争对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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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准备和

进行一方面使各国减少商业往来，而将其大量资源投入到与安全相关的领域和部门，另一方面各国将贸易封锁视为遏制打压敌国的重要工具，而这都会大大降低全球的贸易水平。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就国际体系与国际贸易之间的

互动提供了解释。但是，在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特征与国际贸易规模变化的现实时，各方学者的观点都陷入了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霸权稳定论指出霸权是自由贸易的保障，冷战结束后国际贸易的规模从总体上较之两极格局时有快速的发展，这似乎也印证了其理论预测，然而，怎样解释在冷战结束后，全球贸易水平较大规模的起伏，霸权稳定论只是在大框架下提出了霸权作为稳定器的作用，而没有关于霸权背景下贸易水平波动的解释。

在结构现实主义那里，问题是类似的。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变成单极格局，在极的数目保持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状况却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相关关系中设定的自变量不变，而因变量变化，这说明相关关系是虚假的，无效的。因此需要找到极的数目以外的变量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变动，否则无法令人满意。

鉴于大规模战争可能性下降，关于体系环境，即战争与和平的考虑，与其说对于理解国际贸易不如说双边贸易有更多的启发。另一方面，无论是处在两极还是单极之下，新的世界大战都没有爆发，[6]而从冷战后各国对安全的感知来看，世界的局势较为缓和，战争的威胁在减少。[7]而加上贸易形势的变动，在战争和国际贸易建立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

已有关注体系与世界贸易关系的理论解释无法很好地回答为什么单极世界下国际贸易水平的出现波动，因而需要在霸权，极的数目，战争等变量之外找寻新的变量来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试图说明，国际体系特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大国之间的权力差距是决定国际贸易走向的重要变量。权力差距，即霸权国与次等大国之间，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的差距，其大小驱动国际贸易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当霸权国与次等大国，

权力差距与国际贸易

丁鑫南王竹

（华中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权力差距，即霸权国与次等大国之间，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的差距，其大小驱动国际贸易

水平的高低。

该文试图说明，大国之间的权力差距是决定国际贸易走向的重要变量,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论述为什么权力差距是解释国际贸易波动的合理变量，以及其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通过将1993-2008年世界贸易的状况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比对，以此来对假说进行验证。

关键词：国际体系；权力差距；国际贸易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丁鑫南（1987-），男，江苏常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Postgraduates

第18卷第3期Vol．18No．3

2011年9月Sept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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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较大时，国际贸易发展比较平稳，渐进提升；而当霸权国与次等大国，或者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逐渐缩小时，国际贸易则跌至较低水平，贸易冲突现象增多，贸易关系变得紧张。文章第二部分论述为什么权力差距是解释国际贸易波动的合理变量，以及其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第三部分通过将1993-2008年世界贸易的状况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比对，以此来对假说进行验证。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一些更进一步的启发。

二、权力差距作为变量及其作用机制

关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差距特征，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述。权力转移理论的代表人物奥甘斯基和库格勒指出，当霸权国与不满足现状挑战国在占世界政治总权力的份额上接近时，战争的危险性会增大。也就是说，权力差距的缩小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8]而威廉·沃尔弗斯指出，冷战后对美国的制衡行为的长期缺位，即是由于美国的实力大大超过了其他国家，甚至其他国家的总和，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权力门槛，这个门槛很难跨越。[9]在沃尔弗斯那里，权力差距的拉大，有助于和平的维持。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合作中对绝对获益或相对获益的关注的论争中，新现实主义者指出，正是因为合作中收益的分配可能影响和转化为参与国之间权力的分配，造成参与国的权力状况的改变，各国的合作才受到抑制。可以说，大国对权力差距极为敏感，一旦权力差距发生变动，国家随即会有相应的政策调整。权力差距作为体系结构的一个变量约束体系中的所有单位，除非体系不复存在，否则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这一约束，而只能根据权力差距所产生的压力作出回应。[10]在极的数目稳定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差距是体系影响单位行为的最重要变量。那么，权力差距如何或者通过怎样的方式对国际贸易水平施加影响呢？其一，在单极世界下，当霸权国与次等大国的差距较大时，霸权国倾向于维持自由贸易秩序，因为它自己是这一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此时国际贸易水平渐次提升；其二，在单极世界下，当次等大国与霸权国的权力差距较大时，次等大国倾向于追随霸权国，利用霸权国提供的公共物品中获益，因为挑战霸权国的成本太高，因此这时贸易水平维持在高水平；其三，在单极世界下，当霸权国与次等大国的权力差距较小时，霸权国凭借存有的优势利用贸易工具遏制挑战国，并且大量的资源投向与安全相关的部门建设，此时国际贸易水平由于霸权国维持秩序的意愿下降，走向低谷；其四，单极世界下，当挑战国与霸权国的权力差距较小时，面对霸权国的遏制，挑战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它倾向减少对国际经济的依赖，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加之贸易局势陷入动荡，国际贸易水平下降。根据这四点因果机制，权力差距大小与国际贸易水平高低呈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检验：1993-2008年中美权力差距与世界贸易状况

对1993-2008年中美权力差距与世界贸易状况的对比考察，可以对前面的假设进行检验。之所以选取中国和美国，是因为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实际上成为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也一直视中国为其最大的假想敌。时间跨度方面，1991年苏联正式宣告停止存在，国际体系由是进入单极时代，紧接着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改了评估计算世界各国财富的方法，开始基于购买力平价来评估一国的GDP总值。此次评估让中国的GDP从世界第十跃升到世界第三，中国的崛起正式进入国际社会视野。而2008年，借由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全面展示了自己的现代化成就，加之美国次贷危机的反衬，可以说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达到最高点。权力的衡量标准上，本文采用这一等式：一国权力＝总人口×GDP总值。而国际贸易状况以世界货物出口量（world merchandise exports）来进行测量。

根据图一显示，有学者指出，按照这一权力计算方式，中国在1980的潜在能量就已经与美国持平，只不过体系下国际社会对中国权力的感知较弱（包括中国对自身权力的感知）。而从双方可感知的权力方面的对比出发，中国与美国的权力差距以9·11恐怖袭击事件所标志的美国霸权的衰落为转机，出现了缩小的走向，2003年美国借伊拉克战争重建优势。而随着陷入伊战泥潭，美国自2004年来相对衰落，中国的地位日益突出。

图一①1945-2000国家权力对比关系

而据图二考察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状况可知，世界商品出口的年均增长幅度方面，在2000年出现峰值，而2001年左右陷入低谷，然后反弹在2003达到又一个峰值，随后2006年以降，国际贸易增长呈下滑趋势。对比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9·11恐怖袭击以前布什的单边主义将美国推向霸权的巅峰，2000

年左右国际贸易增长达

①引自Lebow and Valentino,“Lost in Transition”,pp400.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