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道家治国方略浅析

儒法道家治国方略浅析

[摘要]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极其丰富，其演变脉络环环相连，从孔子“以德治国”再到商鞅、韩非主张的法治思想,后又演变为汉武帝“以德、以法治国”并重的思想。唐朝以后统治者则实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治国方略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

[关键词]儒家法家道家治国方略思想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极其丰富，其演变脉络环环相连，从孔子“以德治国”再到商鞅、韩非主张的法治思想,后又演变为汉武帝“以德、以法治国”并重的思想。唐朝以后统治者则实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治国方略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就治国方略的影响力而言，主要有儒家的“以德治国”、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以法治国”。当今中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就是在借鉴古代治国思想的基层上提炼出来的。

一、儒家治国方略

儒家治国方略是“以德以礼治国”，主张以“仁爱”作为德之核心，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的价值，重视人格及人际关系的和谐，以达社会有序稳定之目的。

（一）重仁政

何为“仁”？“泛爱众，而亲仁”，“仁者“爱人”。何为“政”？“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仁政就是统治者要以德待民，反对苛政，自己要以身作则，先行仁德，这样才能达到治民安民之目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儒家政治思想体现出用“礼治”对“德治”进行规范，孔子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而治国则必须“齐之以礼”。他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通过“礼治”才能达到“德治”的目的。“仁义道德，非礼不成”，“礼者，君之大柄也。”

（二）重和谐

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和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是以“和谐”为最高目标。“修身”是追求身心的和谐，讲的是个人的身心和谐。这是第一步，是为了能更好地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家庭和谐的途径。先齐家，后治国。在个人身心和谐的基础上，实现家庭的和谐，然后再从家庭的和谐扩展到社会的和谐。“治国”是构建社会的和谐。儒家认为，统治者只有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共苦，做到权为民作用，利为民所谋，做到为政清廉，做到与民和谐共处，做到宽厚为政，才能实现国泰民安的社会和谐目标。“平天下”是最终的和谐，也是和谐的最高理想。“平天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后环节，也就是实现儒家的最高理想，即建立“大同社会”。

（三）重富民

儒家非常关注民生，“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

为本”，在其思想中始终有以民为本重“富民”的倾向。儒家常常将民生臵于优先的位臵来认知和讨论。“富民”是国泰民安的前提。首先，“富民”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民的意识，所谓“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其次，只有“富民”才能国安。只有富民才能赢得民心，赢得民心是统治合法、合理的最终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富民”是政府天职。儒家以“为民父母”为喻，“富民”是统治者的责任，《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讲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治人者”天然负有“富民”之责。

（四）重贤教

重教任贤是“以德治国”重要的一方面。孔子强调要“选贤与能”，倡导知人善任，反对求全责备。儒家重视“教化”，这也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遵循的治国之道。《潜夫论.德化篇》中提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由此可以看出，“教化”被提到了极高地位。儒家认为人才是治好国家的先决条件，所谓“学而优则仕”，教育作用之一即为教化民众，培养治国之才。“为政在人”，儒家主张最有才能的人应成为国家政治领导;主张打破常规，破格任贤，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儒家的重贤教思想影响深远，也促使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立国之本。

二、法家治国方略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把法治与德治鲜明对立起来，明确提出“以法治国”、“循法而治”、“道法而治”、“唯法为治”等口号，反对“释法任智”、“舍法上贤”、“去法务德”的治国方略。

（一）强君权

法家有着强烈的“尊君”、“君权至上”的观念。在封建社会时期，国家不可能摆脱君王而存在，因而强国必先强君权。管子和荀子分别从安国和群的角度说明了强君权的重要性。管子说：“安国在乎尊君。”荀子讲到：“君者，善群者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矣。”从里一个角度讲，法家的尊君思想也是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可靠保障。法家只能依靠强权去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法家“君权至上”思想体现了各国统治者的强烈愿望，所以拥有较强国力的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最终实现统一是必然的。

（二）重农业

在社会生产力极低的封建社会，农业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法家将农业同国家政治的加强联系起来。法家将农业等同于军事，两者皆视为立国大事，把农业的发展同国力的提升紧密联系起来。李悝在魏国制定“尽地力之教”的政策，强调了农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商鞅变法则把“公作”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比“公作”更加有效益，更加能发挥生产者积极性的“私作”，并且奖励劳作，奖励垦荒，劳作突出者，免其徭役，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极大的促

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抑工商

中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一说，由此可以看出“工商”处于末位，也可以看出当时对工商业者的歧视。商鞅则是把对工商业者的歧视开始转化为抑制。商鞅变法规定，禁止百姓弃农经商，凡是因经商和怠惰而致贫的，全家一起没收为官奴。《商君书〃农战》中指出，如果国家听任工商业者发展而不让他们去创造财富，人民就会逃避农战，从而不利于国，这也就是法家抑制工商的原因。在古代人的思想中，工商业者多为奸诈之徒。从历史上看，商鞅和秦始皇都曾经凭借国家暴力掠取商人的财产而为国家所用。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基于法家治国思想的引导，对商人进行很大的限制。

在国家本位思想的指导下，法家以强君权，重农业，抑工商的政治思想为基础，以加强中央集权，坚持法治，实行新的选官制度为手段，体现了他们建设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独到的思考。

三、道家治国方略

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一种独特的治国理论，其重点“无为无不为”，“无为”的结果反而可以“有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

（一）尊重自然，海涵宽容

道家眼中的理想世界是不争与和谐的混沌状态，他们认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