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演变

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演变

摘要：世界历史的车轮已驶入21世纪，新中国外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之后，也站在了一个空前的起点上。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史，最曲折的道路可以说是与苏联的关系。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国和苏联的关系正是如此，经历了联合、反对、抑制再到正常化的外交关系。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外交不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

关键词：新中国外交中苏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由此，新中国的外交也正式开始启动。从此，中国告别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历史。从50年代的“一边倒”的战略抉择，联合苏联，对抗美国，60年代“两个拳头大人”的外交战略，既反对苏联又对抗美国，到70年代“一条线”的战略调整，逐步确立了以联合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方针，再到改革开放后走向独立的“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由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联合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导人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自然而然得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前苏联便是我党、我国依靠和学习的对象，加之，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还不是很强大，想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中苏需要联合。此时，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政策，“一边倒”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坚定的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将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根据该方针，我国与苏联、东欧以及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积极同邻近的国家和新型民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同美国的侵略政策和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外，我国还参加了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亚非会议。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加强了同非洲各国的联系。

二、反对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分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崛起。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压力下，开拓前进。中国采取了反苏政策，“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方略。

首先，开展反对霸权主义斗争。

1958年苏联提出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企图损害中国的主权，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严辞拒绝了这种要求。苏联领导人大为不满。随后，苏联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步骤。1959年6月，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

及有关技术资料。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不问是非曲直，于1959年9月发表指责中国、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众。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的批评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共领导、苏联报刊和受苏共影响的一些国家共产党连篇累牍地发表决议、声明、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挑起中苏大论战。中苏论战打破了长期以来苏共在国际共运中以老子党自居的局面，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地位，反对了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这对于各国共产党摆脱苏联的控制，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大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正处在高潮之中。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这种相互支持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打下了长远基础。这一时期，为增进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多次出访亚非国家，其中以周恩来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对亚非欧14国的出访最有影响。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体现了那时中国政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作的真诚努力。

三、压制。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为了对付与苏联的争夺，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对外政策，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以遏制苏联。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为了抑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同时也联合其他国家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很好的压制。

这其中最主要的两项外交关系的变化是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外交关系的变化。

（一）中美关系的和缓

1971年春，“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向缓和的序幕。7月，通过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次年2月，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随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基础。历史有自己奇特的逻辑，耐人寻味。在激进的以“反帝反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中，中美这对20年的冤家对头令人难以想象地走向了和解。美国人以激动、中国人以平静接受了这个现实。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仅迅速同四十几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亚洲的近邻日本和西欧的所有主要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二）中日关系的发展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这使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它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在这种形势下，有政治远见并勇于行动的田中角荣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他明确地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思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四、正常化。

在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86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塔雷津访华，期间，双方探讨了苏联向我们提供政府贷款，在广西合作建立铝厂、扩建本溪钢铁生产、修建新疆铁路；还探讨了合资办厂、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扩大边境贸易、增加供应传统货物等一系列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问题。塔雷津的访华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走向正常化这个阶段中，两国领导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主动性，特别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举行的会谈才标志着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并非一蹴而就，也有一个过程。从时间上看，这一过程开始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才算最终实现。

全面发展对外友好关系。

当今世界，和平是不变的主题。我国根据世界主题确立了我国和平友好的对外发展政策。

（一）确立了战争与和平的新观念

从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来看，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了可能。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成为我国的国策。（二）制定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中国领导人看到，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必要的。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各国通过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成为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发展不起来的。这一政策的推行，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自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到世界中，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频繁的沟通往来。实现全方位，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三）赋予独立自主原则新的内容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这主要表现在：自主选择，坚定地按照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同别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