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融合

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融合

【摘要】佛教是产生于古代印度，经过西域传至中土而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的一种宗教，它从传入到扎根中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会受到输入国文化的抵制，佛教也不例外，它遭受了中华文化的排斥与打压，但由于其自身的优势特点与其宗教的成熟性，从几千年前延续至今，即便是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排佛事件，也未能将其消灭，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次次的佛教复兴，佛学也一次次的被弘扬。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传入: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印度佛教的传入,

第二次是明中叶到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全面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外来文化的冲击必然引起传统文化结构的震荡和改变,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互矛盾、冲突、融合、吸收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许能吸收一些对中国

现代化进程有教益的东西。

一、佛教传入背景

一般认为佛教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的材料，这是佛教的初传。后来又有“明帝求法”，东汉明帝遣使去月氏求佛法的事，据《后汉书》，“永平八年，……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遗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1]文中甘露即指佛法。从这两点来看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强汉时期，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在文化方面，早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已居主导地位，形成了以“儒家”为中心、其它文化为辅佐（特别是道家文化）的相对严密和系统的文化体系，并且有政府的支持。所以佛教传入时，它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文化圈，是和自己一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中华文化，而不像哥伦布到美洲，所面对的是一片寂静与不毛之地，更谈不上什么文化，印第安人是未进化的野蛮人，不论印第安人是怎样的善良，丝毫也打动不了殖民者，接之而来是血腥屠杀。佛教则不然，它的传入是为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而不是掠夺。面对异常强大的中华文化，在文化的冲突中，刚开始佛教是占不到任何优势的。由于当时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道家文化也居一席之地，诸子百家之争鸣余音未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汉实现了比秦朝更为安定的国家统一，各种文化融合更为深入并成相互辅佐之势。所以佛教传入根本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输入与文化侵略。所以它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中华文化融合，找到与其共存的结合点，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的传播方式，并在义理上做一些发展与深化，与中华文化相适应、协调发展，使自己能更快更好地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光大。

这样佛教传入后同时也就开始了它的中国化历程。因而中国佛教学者汤用彤、方立

天等均认为中国佛教的根在中国。善于应变，与时俱进，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传播方式，结合文化实际深化发展自己的义理，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佛教的博大精深与顽强的生命力。

二、佛教为中国人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

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它的哲学内核决定了其自身的发展程度。这要求它

的哲学能够为人提供一种普适性的追求，一般哲学只是提供了对现世的关怀，而宗教哲学则还要为人提供终极的关怀，也就是对于彼岸的神学信仰及其实证追求，使人在身体和心灵上得到当下的关爱，在死后还要有灵魂的慰藉。

佛教系统地论证了当下世界的苦楚，人生就是苦海。佛教认为当下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不具自性，所见世界之万象皆为因缘和合所致。这在佛教四圣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中有明显的体现，也构成了佛教的基本义理的基础。四圣谛即苦、集、灭、道，苦谛：佛家认为凡是有为有漏之法皆含苦性，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盛阴苦八苦。也就是说人总是处于苦海之中，由于当下世界是虚妄不真的，乃因缘和合所成，而人由于无明具有“贪、嗔、痴”三毒，产生身、口、意三业，认为世界与我皆为真实之实在，将非真实的认为是真实的，却不知道自己认识的愚痴，也因而执著于万法与我，即法执与我执。在迁流变化的世事面前显得无奈与烦恼。所以世界是苦的。那么怎样摆脱呢？那就是修行达至道谛，即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之念、正定等八正道。从佛学来说，人只有破除由无明所引起的法执与我执，达到无为无漏，认识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以至“涅槃寂静”才能摆脱苦恼，进入理想的极乐世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家对现实世界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世界本空皆苦，只有涅槃后的世界才是极乐的。这为人提供了一种终极的关怀，也就是死后的去向。但这不是要求人放弃生的念头，恰恰相反，佛家是贵生而不惧死的。伤害自身生命并不能进入理想天国，为了达到极乐，今生必须弃恶从善，为他人着想。同时，为了众生之福，却是可以舍弃生命的。同时，在佛家看来，世界具有因果轮回报应，今生的果乃前世之因所成，今生之因造就来世之果。善因出善果，恶因生恶果。这就是劝戒人们在当下世界要奉行佛法，弃恶扬善，来世当登西方极乐。

佛家的这一对彼岸世界理想的追求及贵生忘死的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宗教特有的终极关怀，这是儒家做不到而道家又将它做得过实所不能比的。在佛教传入之初，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但它的哲学只是建立在对于人的社会性的思考上的，并没有去关注人的自然的终极需要，当季路问事鬼神于孔子时，“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7]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经世致

用的传统有关，也恰恰说明了中国儒家学派在关于人的终极关怀的建设上的缺失，所以它并没有像佛教那样迅速地走向世界，它毕竟不算作是一种成熟的宗教，只是具备了其哲学的现世关怀，而不是终极的关怀，它的现实关怀即是在现世实现太平天下，所以，

当代学者汤一介先生认为：“儒家思想自东汉以后，从发展上看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因为从有神论、谶纬迷信发展成一种宗教并非很困难，但儒家在汉朝终究也没有成为一种宗教，这和它只要求在现实世界中去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并不要求在超现实世界中去实现有着直接联系”。[8]与儒家学派相比，道家及道教学派却做得过实。确切地说，道教比佛教产生要晚得多，当佛教传入中国时，道教并没产生，只是一些方术家与黄老道哲学者在活动，在他们的理论中仅仅具备了一些宗教因素，当道教产生时，中国才真正拥有了本土的宗教信仰。由于它产生较晚，义理上不够系统，逻辑性不强，使其不能与外来的佛教相抗衡，最致命的是道教将它神仙信仰追求做得过实，强调在今生今世就可以通过修行而得道成仙，并且建造炼丹炉炼制丹药，故葛洪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9]人的生命是可以修炼的，人通过服用炼制的丹药是可

以成仙的。结果服用的人早早地死去，因为这些炼制的结晶体乃重金属，有剧毒，对人体有极大的伤害。如唐太宗晚年就是因此而死。从这方面来看，道教它违背了宗教的神秘性与超世性，追求当下今世的得道成仙的实证做法是必然失败的。从道教发展史来看，它不得不由外丹炼制向内丹修炼转化，而这一点也是借鉴佛家禅定之法。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并没完整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因为二者都注重在当下世界去实现其理想，即使道教的神仙信仰世界也是由人当下修炼而成的理想境界。佛教在这方面做得是相当完善。它并不是要求人在此世今生就到达彼岸世界，而是强调在人无法证明的来世，这正是宗教神秘性与超世性的体现。试问当世之人，不畏死者几人欤？不思乐者又几人哉？对终极关怀的需求是人类共有的特征，而佛教却满足了这一需求，彼岸世界的理论是佛教基石，其论证是相当系统而严密的，并且它又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因而在中国，更多的人是信仰佛教而不是道教。正是由于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人才从根本上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与宗教信仰，它凭借自身的优势在中华大地上迅速发展起来。即便是道教也只能是依照佛教的理论和模式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组织、戒律……当然，道教文化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国学”。

一种外来的宗教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并发展起来，一是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的博

大胸怀；一是佛教本身内核——佛教理论的完善性及与实际结合的与时俱进性，而这其中最根本的是为中国人提供了特殊的宗教的终极关怀，再加上其理论能够为其终极信仰做充分的论证。人类对于终极关怀的需求是没有国界与差别的。因此佛教彻底征服了中国人心灵。但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是不同的两概念，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是适应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宗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印度佛教了；现在印度佛教是后来从中国再传过去的，也不是传统上的印度佛教了。

综上所述，现代佛教要发展，佛法要进一步弘扬，最关键的就是要重视佛教理论的

发展与完善。

三、严格的戒律使佛教具有顽强生命力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