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兴衰史发展

徽商的兴衰史发展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下面是带来的徽商的兴衰史发展。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

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

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

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

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

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

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

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

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

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

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徽商通过盐业
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

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

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

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

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

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

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

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

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

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

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
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

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

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

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

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

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

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

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

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

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

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

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近代徽商代表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

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
心扬州。

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

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

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所建。

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

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

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

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三百万两。

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

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

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

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

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

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

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

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

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
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

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

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

1847年胡雪岩筹建杭州胡庆余堂时，选择精通业务的经理。

他测试过三个候选人：第一个精通算计，认为开办药店的目的当然是赚钱，成为经理之后，可以每年赚白银十万两。

胡雪岩听后一笑谢绝。

第二位主张头两年少赚，以后再赚大钱，胡雪岩仍然是一笑置之。

第三位就是当时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

他提出，要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药店，就要敢于首先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了之后再大干。

胡雪岩认为深得我心，当场决定聘用他。

为了打响药店的牌子，胡雪岩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的中医，一起收集研究中医的古代验方。

对这些中医，胡雪岩待为上宾，从不限制他们的研究时间和资金。

一旦他们为药店研制出一种新药，就给予优厚的报酬。

在胡庆余堂的店规中，有一种“功劳股”，就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奖给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这种红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获得者去世为止，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