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综合改革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系列报道第758期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农村税费改革，终结了2600年的“皇粮”历史，但关系农业、农村、农民的一系列问题并未就此解决，于是，“农村综合改革”便应运而生。可以说，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农村综合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是“三农”的呼唤，也是社会的进步。农村综合改革的推行，实现了对农业从“取”到“予”的转变。种田有补贴、看病有报销，教育国家办、读书不收钱，债务化解、水利建设、农机购置、电器配备、公益事业等等，国家都按一定的模式“买单”，看起来“三农”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深化改革的路仍然很漫长，很多问题仍然困扰着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困扰着乡村干部、各级政府。从环洞庭湖区的情况来看，突出表现在“十难”。第一、干群关系难清。几千年来，中国的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就是“征粮”与“纳粮”关系。作为老百姓，不管谁当皇帝坐江山，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义务；作为政府，只要老百姓按规矩“纳粮”，便是良民、顺民，其它的事也不大理会。税费改革后不要农民“纳粮”了，维系政府与百姓关系的纽带也就断了，干群关系便有些茫然起来。村民认为“有田有钱不靠你、不偷不抢

不怕你、外出挣钱不理你、出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好闹死你”，基层干部认为“没有了权威、没有人理解、说话话不灵、办事事不成”，自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实事也确实如此。自古以来的“家族治理”模式早已淘汰，先进的“依法治理”、“村民自治”模式又还没有真正建立，以前的“管理和被管理”、“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基本上已不被认可，农村干群关系确实有些令人困惑。另外，不交农业税了，如何增强农民的“国家”观念？农民对国家究竟有些什么“应尽的义务”？也没有人说得明、理得清了。第二，农业收益难稳。尽管现在农民不“上交”还有补贴，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速度远远高于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国家的补贴相对于价格因素，便显得无足轻重了。以粮、棉、油为例，税费改革前的1998年，津市每百斤稻谷、籽棉、油菜籽价格分别为55元、320元、110元，据2010年《津市统计年鉴》反映的价格，则分别为95元、291元、226元，分别增长72.7%、-9%、105.5%。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由9875亿元增加到了83101亿，增长742%，农产品价格增幅与之相比，实在汗颜！同期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较慢的农用柴油，也由每升2.2元涨到了7.34元，上涨233.6%，比粮、棉、油任何一项涨幅都高得多。价格因素加上自然灾害给农产品产量、质量带来的不确定性，农业的收益实在谈不上什么保障。而且，由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产得多便价格低、产得少

便价格高，“勤半收、懒半收”成了广大农民的共识，因而，农民也有了“限产保价”意识，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大打折扣，这也是农业收益不稳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农民素质难保。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打工”成了农村最为热门的话题。目前的农村，40岁以下的成年人已是稀罕物，50岁以下的劳动力也已不多，60多岁的人成了种田的主力军。“老农”这个原来因为样样农活都拿手而备受尊重的称呼，现在反而带上了一点点不屑之意。若是今后再没有年轻人安心学农、安心务农了，能种田、会种田的农民将会少之又少。因而，甚至可以这样设问：今后，农村还有种田的人吗？农村的田地还有人耕种吗？第四、弃耕抛荒难止。由于种田风险大、收益低，且费神费力，很多农民都想跳出“农门”。原来，农民想跳没有路，只能守着田地过日子，不得不把种田当一回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打工”成为时代潮流，青壮年劳力便大都背井离乡去打工赚钱。由于没有劳力种田，“分到了户”的田不耕种别人又不能干涉，加上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民没有了“上交提留”压力，随便种一点农作物即可满足“口粮”之需，而且占着田地不耕种都有补贴，弃耕抛荒便愈演愈烈。一些被原来的“老农”们视为“宝贝”的良田，现在，很多也都野草丛生，成了荒滩、荒山。“粮食安全”问题实已迫在眉睫！第五，乡风颓势难抑。农村，历来被视为中华传统文明的发源地、守护地、繁衍地。

纯朴的乡风、浓烈的乡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主题、农民们沾沾自喜的骄傲。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风气也日渐颓废。一是亲情观念逐渐淡薄。传统的孝亲敬老、尊老爱幼理念逐步被以自我为中心、以金钱为中心的理念取代，不少人情愿“妻离子散”也要在外赚钱，一些“留守老人”、“留守孩子”被抛在一边无人问津，使不少村组成了只见老弱病残背影的“空心村”。甚至有的人因为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充满向往，而对乡土、乡亲全然没有留恋、没有牵挂，过年都不肯回家。二是互助意识逐渐退化。原来邻里互相守望、有事主动相帮，甚至有一点好吃的都要共同分享的风气越来越淡，“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成为一些人的信条，有的人甚至看到别人比自己的日子过得好还心生妒嫉、心生猜忌。有的地方办理婚丧喜事，邻里间打个帮手还要收钱。三是集体观念逐渐弱化。原来可以为集体利益赴汤蹈火、为集体荣誉舍生忘死，现在，即使国家出钱为农民兴办公益事业，若涉及到砍谁一根树、占谁半分田等些小损失，也要漫天要价索取补偿，而不是象原来一样感到荣幸，更不用说出钱出力了。有的村召开个户主会，不发“生活费”人还聚不拢来。四是人情关系逐渐功利化。把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传统的道义、亲情、友情均被丢在一边，做什么事都要与金钱挂勾。对自己有好处则趋之若骛、甚至不顾尊严、丧失人格；对穷困疾

苦毫无怜悯之心、唯恐避之不及。五是传统习俗逐渐变味。过年过节、婚丧嫁娶等一些带着地方特色、传统韵味的庆典方式、礼节逐步淡化甚至退出，红包礼金成为“包打天下”的工具。六是荣辱观念逐渐异位。“笑贫不笑娼”、“有钱便是爷”这些原来极个别人的思想逐渐被大众接受，而传统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等则逐步被人淡忘。甚至贪污、当扒手都被认为是有“本事”，嫖娼、养情人、坐过牢都被作为“资本”炫耀。第六，自给能力难强。从津市2010年的情况来看，不包括教育、卫生及在市级各部门直接报帐的支出在内，市财政安排给乡镇的支出总额为3500多万元，而当年来自于乡镇的财政收入只有500万元左右，约占14%。可见乡镇财政自给能力之低下！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各个乡镇实际也只是一个预算单位，基本上没有生财、聚财的职能，而且，即使赋予其生财、聚财职能，任何乡镇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培植、发掘出能够满足基本支出的财源。因此，在经济尚不十分发达的地区，提高乡镇财政自给能力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第七，维稳压力难卸。“稳定压倒一切”，在中国的现在、将来都是真理。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也就没有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在利益诉求日益复杂的情况下，维稳的难度也在日益增大。特别是乡镇干部，绝大部分精力都不得不放在维护稳定上。因为，维稳是“一把手工程”、是“帽子工程”，任何“一把手”都不想掉“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