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整合模型述评

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整合模型述评

邹琼佐斌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武汉430079

【摘要】在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历史、两个独立的相关研究及其近期发展趋势作了回顾后，着重介绍了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整合模型(调节一缓和模型)，指出了这一模型的重要价值及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模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人格；文化；主观幸福感；调节--缓和模型

幸福最早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时期。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继对幸福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心理学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研究大致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60年代后期逐步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热潮。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倍受重视。

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界定，西方较多为实证研究之便将其操作化。如

Argyle(1989)和Diener(1984)等人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正性情感超过负性情感，成为主导性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个体能从整体上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心理状态。许多研究已证实主观幸福感包含三个独立的维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认知维度。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历经半个世纪，其理论已日臻成熟--早期集中于确定带来满意生活的外部条件，后来分别研究主观幸福感与人格，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近期开始对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和文化三者关系的整合趋势感兴趣。

本文通过对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独立的相关研究和近期发展趋势的回顾，重点介绍了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整合模型--调节--缓和模型，指出了这一模型的整合价值及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拟提出模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建议。

1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独立的相关研究

1．1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因素的相关研究

在主观幸福感的诸多研究中，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的相关研究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对此，前人已作了许多探讨。

20世纪80年代，Costa和McCrae(1980)发现，正性情感、生活满意感和负性情感分别对应着人格特质结构中的外向性和神经质；与其它因素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多地依赖人格，并且人格可预测10年甚至20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随着人格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推进，许多致力于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心理学家，如Diener、Larsen(1984)和Lucas(1999)等人的研究均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最近Lucas和Diener(2000)对39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也证实了外向是快乐的核心成分。

但是，大量人格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只关注了外向性、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且，上述研究只考察了SWB的基因基础而忽略了文化因素，因而遭到了一些跨文化研究者的抨击：主观幸福感存在着重要的跨国差异，尤其是东(亚洲)西(欧洲和北美)文化的差异。

1．2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

主观幸福感的跨国(文化)研究一直是跨文化心理学家感兴趣的理论与实证课题。

Inglehart(2000)、Veenhoven(1993)和Oishi(2001)的研究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之间均存在着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的差异。如Veenhoven(1993)的研究发现，在1958-1987年间，日本人的生活满意感在10点量表中波动了6个点，而丹麦人的平均生活满意感大约波动了8个点。

Oishi的研究发现，欧裔美国人比亚裔美国人对他们的生活更满意，Okazaki(2000)也发现亚裔美国人比欧裔美国人报告了更多的沮丧和焦虑。

一些研究者不满足于仅对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差异做简单的描述性研究，而是深入探讨了主观幸福感存在文化差异的原因。Diener(1995，2002)的实证研究和跨文化综述表明(10)，国家财富和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差异有0．6-0．7的高相关，富裕的国家比贫困的国家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在贫困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更强。

此外，自我服务的偏见和自我概念的文化差异以及个体从集体中所获社会支持的文化差异，也是导致主观幸福感存在文化差异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还发现了不同文化下主观幸福感内部各成分的不同关系。如Diener(1995)和Suh等人(1998)发现，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上，自我满意感和整体生活满意感之间的相关，生活满意感的情感归因都存在文化差异。

总之，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是在探索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差异。在跨文化情境下研究主观幸福感会遇到文化相对论的问题：如果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其国民就能够依据不同的标准来考虑和评价其所在社会的成功和价值。因此，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主观幸福感是一国的国民持有其文化价值观的

程度。近来兴起的幸福感的两种文化模型--文化常模模型和幸福感目标调节模型就是以文化相对论为基础的两种理论。

文化常模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文化常模是特定的文化群体所共有的，在同一种文化中，个体感觉幸福的方式不存在太大的差异，个体按照社会规范行事的程度决定着他们的生活满意度。笔者认为，既然同一种文化中的个体在感觉幸福的方式上不存在太大的差异，那么个体为了提高幸福感，就会努力地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最终同一文化下不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就会比较接近。但是，主观幸福感与人格因素的相关研究已证实，同一文化下的个体之间确实存在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所以，文化常模模型考察了文化间价值观的差异而忽略了文化内的人格差异。即使文化常模模型考虑了人格因素，在文化间水平下，由于大样本的被试得到的是人格类型的平均值，所以人格因素的解释力度也很弱。文化常模模型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掩盖了其理论假设的偏见。

目标调节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幸福的标志因人而异，它取决于个体与在一定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个人目标的接近程度，即个体目标实现与否决定着个体幸福与否。虽然目标调节模型同时考虑到了文化间的差异和文化内个体目标的差异，但是因为个体的行为既有目标导向性，也反应特定的人格特征，所以目标调节模型的基本假设也忽略了人格因素的影响。

邱林、郑雪和严标宾曾考虑将两种文化模型整合起来加以验证，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解决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争议：主观幸福感是否兼具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即研究者是否既要找到文化间的共性和差异，也要找到文化内的共性和差异。现有的许多跨文化研究或者只重视文化间的差异，或者只重视文化内的共性，研究过于绝对化。Eid和Diener(2001)采用多文化潜在类型分析法(multiculture latent class analysis)已发现了代表文化间共性的一些重要的统

计变量，如每一种文化都存在五类人，这五类人在不同的文化中所占的比例不同。他们也发现同一种文化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类型的情感体验规范。

2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整合：“调节--缓和模型”

近来，许多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割裂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只会导致研究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所以，顺应SWB研究的发展趋势，Schimmack，Radhkrishnan，Oishi(2002)等人以两个个人主义文化取向的国家(美国和德国)和三个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国家(日本、墨西哥和加纳)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格和文化因素在预测SWB的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时的相互作用)。在该研究中，Schimmack等人综合了人格、文化与SWB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整合模型，称之为“调节--缓和模型”(theMediator-Moderator Model)。该模型(见图1)的主要观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