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极医源 勤于实践 乃能成大医

按语：祖国医学，导源甚古；中医典籍，汗牛充栋。

兼容之丰富，涉猎之广袤。

凡古今名贤大儒，无不熟谙经典，旁及各家，持之以恒，精勤不倦，熟识机理，造就大医。

时代召唤大医，大医离不开临床，“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岐黄仲景无不精于临床，善于尝试，融会古今，勤于创新，自我机杼，学以致用，成就大医。

医之本，知其变，变在其理。

掌握医学之规律、方法，学习前辈先贤各家所长，善于思变，勤于总结、创新，为我所用，益我发展。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莘莘学子，肩负万民疾苦之重任，弘扬祖国瑰宝之要务，愿志士仁人珍惜时光。

潜研医术，“博极医源，勤于实践”，成就大医。

同学们，本期学习园地特登载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教授的文章，希望同学以此为启发，对中医的学习方法及成才规律进行探讨；同时也启迪着我们用什么样的学习态度，怎样进行学术思想交流，用什么样的学习氛围，促进我们今后的学习。

同学们读后有何启迪、感想，请在本园地共同探讨、互相交流、一同进步。

博极医源勤于实践乃能成大医
近现代112位名中医成才因素探讨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
不断提高中医药的防病治病能力，是中医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而
拥有一批适应时代需求的理论深厚、医术精湛、知名度较高的临床家是其
根本保障。

时代召唤大医，大医离不开临床。

因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
定在“十五”期间实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以培养新一代中
医临床家，其意义深远。

如何培养与造就临床家？前辈的名中医成才规律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楷
模与借鉴。

兹根据《中国现代名医传》、《名老中医之路》及近现代著名
医家的著作等资料，对张锡纯、曹颖甫、金子久、萧龙友、张山雷、冉雪峰、王朴诚、陆渊雷、恽铁樵、曹炳章、袁鹤侪、叶熙春、汪逢春、施今墨、孔伯华、吴佩衡、章次公、程门雪、蒲辅周、秦伯未、赵炳南、承淡安、叶橘泉、刘惠民、岳美中、朱小南、邹云翔、任应秋、姜春华、金寿山、方药中、赵绍琴、祝谌予、张赞臣、刘渡舟、刘树农、李聪甫、魏长春、王伯岳、赵金铎、张泽生、张伯臾、沈仲圭、朱仁康、楼百层、陈耀堂、刘炳凡等112名近现代名医的成才因素进行了探讨。

在查阅大量有关资料后，感受最深的是所有著名医家成功要素中都不外乎两个共同点，即善于治学、精于临证，别无它途。

一、善于治学
所有著名的医家都善于治学，而治学之道，一是勤，二是恒，三是精，四是博。

勤，就是勤奋读书，医家们都强调背诵，认为经典著作的背诵是掌握中医理论的基础，再则是勤问，勤于总结；恒，就是坚持不懈，著名医家几乎都是自学一生，手不释卷；精，就是精研细读，反复揣摩，尤其是对经典著作，强调宁涩勿滑；博，就是涉猎广泛，能精通经、史、子、集、释、道、儒、天算、四大经典，旁及各家著作，112名医家仅资料中记录的学习书目即达200多种。

从其学术构成而言又有以下特点。

1、熟谙经典为其本：
把握中医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关键，因为经典著作是中医学的源头，历代医家的阐述发明均离不开经典著作。

著名医家张山雷即主张学习中医应从经典入手，认为《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犹如儒家之《四书》、《五经》，必须于此精研有得，打好基础，然后阅读后世各家著述，才能有所依据，有所底蕴。

文献调研表明，112名著名医家，其学术基础无一不以经典著作为根本。

无论是跟师、自学、科班出身，或是由流及源，即先从背诵《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诀》、《医学三字经》（即四小经典）开始，再参阅各家注解，通过对经典著作的熟读与深入研究，并在实践中反复体验，甚至精研一生，最终达到得其精要，为临床工作奠定了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

诚如周凤梧教授指出：“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规矩之中。

”，“规矩”就是经典著作中基础理论，从而明确指出，只有掌握好经典著作才能“出神入化不逾矩”。

2、旁及各家为其川
各家学说是中医的主要内容，也记录了中医的发展与提高历程。

112名医家除经典著作外，都能旁及各家，他们中大多医家都阅读过的书籍就有：《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本草纲目》、《丹溪心法》、《脾胃论》、《格致余论》、《景岳全书》、《类经》、《医宗必读》、《内经知要》、《证治准绳》、《医门法律》、《医方集解》、《本草从新》、《证治汇补》、《温热论》、《温病条辨》、《成方切用》、《成方便读》、《临证指南医案》、《医宗金鉴》、《医学心悟》、《本草备要》、《四言脉诀》、《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类证治裁》、《本草经疏》、《柳选四家医案》、《兰台轨范》、《杂病源流犀烛》、《笔花医镜》、《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张
氏医通》、《沈氏尊生书》、《济阴纲目》、《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等。

通过对历代医家著作的学习，丰富学养，从中受到启迪并进行创新。

如岳美中教授说：“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

”这正说明了著名医家，通过学习前人之长而为已用的特点，各家学说是其学术构成的支流。

3、学以致用为其充
学习理论的目的就在应用于临床，而在临证中常常会遇到新的问题，大医的成长正是由于他们不断的充实与提高，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所创新。

彭静山教授说：“治病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治病、两者结合起来，学以致用。

”这是其最深的感受。

著名医家都能做到学以致用，在临床实践中学习，再通过向书本学，向民间学，吸取各种有用的经验，提高临床疗效。

郭士魁教授在对冠心病的研究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反复临床实践，在查阅文献中，看到一治牙痛验方“哭来笑去散”而受到启发，终于制出宽胸丸，使中医对心绞痛的疗效有了明显地提高。

岳美中教授在总结他的学医过程中介绍，其开始只是学习了《医学衷中参西录》，后在临床中发现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然后转学温病，再到钻研《伤寒论》继而涉猎《千金方》、《外台秘要》，正是通过他的实际应用，然后体会出：“仅学《伤寒》易涉于粗疏，只学温病易涉于轻谈。

”的感受。

所以说著名医家的学术构成正是在学以致用中得到了充实。

4、精勤不倦为其博
中医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同时又是一门有关社会人文的科学，其内容
博大精深，富涵文、史、哲、天文、地理、四时、物候等人文知识，仅本专业现存书目就有19000余卷宝籍，欲成为大医，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

《内经》中就要求习医者“上穷天纪，下及地理”。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更明确指出学医者当“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所有著名医家大都有渊博的学识，而知识的积累绝非朝夕之功，往往倾注了他们一生的精力。

在《中国现代名医传》中记述张山雷“先生毕生好学不倦，他在晚年仍手不释卷”；陆渊雷“精天算、经学、小学、熟读诸子百家、史、地、理、化、数、善书法、通梵文、藏文及因明学”；曹炳章“对天文、地理、生物、理化、西医理论均有研究，一生爱书，以至‘书富家贫’”；程门雪先生常以“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为铭；任应秋教授四岁开始通读十三经，然后学医仍精勤一生；112名医家中50多人读过《四经》、《五经》、《春秋》、《汉书》、《二十四史》、《古文观止》等人文著作，可以说，精勤博学，是著名医家学术构成中最深厚的底蕴。

二、勤于实践
中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离开实践就失去了活力。

中医理论的发展正是历代医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结果，而中医理论的掌握亦在于临床实践中的总结和提高。

著名医家无不是在临证中成长，并在临证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总结积累经验，更好地提高了疗效。

通过临证来验证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医理论，同时也得到了患者和社会的认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就实践而言，著名医家又有以下特点：
1、勤于实践为其恒
著名医家在中医学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精湛的医术都是其寻求古训、立足临床的结果。

中医历来强调“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医临床成才的规律。

《褚氏遗书》中说：“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这里的“博涉”、“多诊”、“屡用”都是强调了实践的重要作用，而“知病”、“识脉”、“达药”都是医家通过实践获得的本领。

岳美中教授自称其成长过程中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一是几十年未脱离过临床”；王伯岳教授在其成功经验中写道：“歧黄之道，为东方医学之佼佼，渊博精湛，蕴藏真知，旨趋微妙，自成体系，故其治学方法亦与一般科学有所不同。

苟非参透经义，临床验证，则必难登堂入室而味其腴膏也”；贺本绪教授的经验是：“学贵恒，实践第一”；沈仲圭先生强调学中医须“十年读书，十年临证”。

有许多著名医家，虽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仍坚持临床，持之以恒数十年，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而成为临床大家。

2、精于临证为其巧
中医治病取效的关键在于“治病求本”，而“求本”的要求就在于细致分析，得其要领。

古代医家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

著名医家的高明之处往往就在精于临证，王伯岳教授总结其经验时提出治病九要：“一曰明理，二曰识病，三曰辨证，四曰求因，五曰立法，六曰选方，七曰配伍，八曰适量，九曰知变”，体现了其临证时的细微之处；赵锡武教授治心绞痛强调“抓住气、血、水三字”，并特别重视“心胃同治”，因为心绞痛严重发作时，常伴恶心、呕吐、上腹部饱胀等症状。

这些都体现
了著名医家，在临证过程中善于思考、匠心独运的特点。

3、融会古今为其变
中医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实现继承与创新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变迁，疾病谱的改变，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需要不断的继承与创新。

著名医家在临床中多融会古今，学贯中西，知常达变。

张锡纯先生精研典籍，学习西医，在对中风的论述时，结合西医脑血管病变的观点，提出了“脑充血”的概念，创用建瓴汤；岳美中教授根据《类聚方广义》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疥癣内陷的一身搔痒、发热、咳喘、肿满的记载，运用该方治疗肾炎合并皮肤湿疹的患者，并将此方合甘麦大枣汤加生地、紫草、女贞子等治疗过敏紫癜性肾炎，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这些都体现了著名医家在临床中善于融会古今，不断创新的特点。

4、自成机杼谓之家
中医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临床医家各自的理论渊源和实践经验，形成了各种不同流派，如张元素擅长脏腑辨证；李东垣在师承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形成了独特的脾胃学说；朱丹溪学承罗知悌，为河间学说的第三传弟子，根据自己的实践验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思想，创立了滋阴学说；著名医家在各自的师承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指导下，经过不断的临床实践和总结，形成了自己的特长，自成机杼。

如施今墨擅用对药，蒲辅周善治温病，魏长春喜用花类药，朱良春善用虫类药等。

这些都表明临床大医之所以称为医家，多有自己的独自特长，由博反约，术有专攻，而成为一代医家。

通过对112名著名医家成功因素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医临床家的培养，并无捷径可走。

包装，成不了大医；拔苗助长，造就不出大医。

可从政策、环境等各个方面，为大医的成长创造条件，但最终要通过优秀人才的勤奋努力，博极医源，精勤实践，乃能成为大医。

科学概念的“再认识”
关键词：霍金理论·中医药学毛嘉陵
无论从学科关系上，还是从学术借鉴、技术应用上，都很难将霍金理论与中医药学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换个角度，将二者作为东西方两种学术的不同境遇联系起来作一番考察，也许还是能从中找到一些话题来讨论。

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具有极高学术地位的“卢卡逊数学教授”，由于他与彭罗斯一起提出了“黑洞”理论，1988年获得了沃尔夫物理奖，并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被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传人”，而真正使他风靡世界的是他写的那本小册子《时间简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卖出了2500万册。

霍金虽然获得了很多很高的殊荣，但很遗憾的是，他的那些异常“神圣”而深奥的理论，却几乎就是一个难以获得验证的“预言”、“假说”，难怪有人戏称其为“一颗空对空导弹”。

据说，霍金理论如能得到验证，霍金可能早已获得诺贝尔奖。

由此，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没有得到验证的霍金理论，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肯定”和“荣誉”？而经过了几千年无数人体验证的中医药学又为何难以获得“共鸣”和“认可”？西方科学提倡的“客观真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无意也没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去责难霍金及霍金理论，同时我们也知道科学研究需要“幻想”、“预言”、和“假说”，但问题是无论多美好的“幻想”、多好听的“预言”、“假说”，在没有得到验证之前，都不可能具有任何实际应用价值。

那么，霍金理论又为何能被如此“吹捧”呢？这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文明所处不同地位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人们对“科学概念”理解的局限。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医药学，就不能回避对“科学”的反思和再认识。

《辞海》对科学下的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但在实际应用中，科学的概念不仅代表着一种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一种建立在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对知识的“评价标准”。

这个标准强调要以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为学术基础，以原子论、机械论、实
验、定量、现代逻辑等方法论为思维方式，具有数量化、可重复性等特点。

由于复杂的历史变迁，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强势地位，一切似乎都应以它的标准来评判，如果不符合以上学术基础和思维特征，就不予认可。

甚至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无法认识的东西都被统统列为“非科学的”、“不符合标准的”、“待验证的”。

如现代化学药品检测技术面对中药复方束手无策时，它不去找自身检测技术局限的原因，而是草率地认为中药没有“可控性”、“稳定性”，并要求中药研发尽量以单味药或少味药为“宜”。

复方应用是中药的一大优势，如果仍然固执地推行这种“科学标准”，那么中医药治病的特色和疗效将荡然无存。

这种学术“霸权”思想难免会使那些看似科学的评判标准出现偏颇和不公平，只要是在西方文明基础上产生的东西，即使存在不完善甚至不符合最基本的“可验证性”原则，也能大行其道。

如不具“可验证性”的霍金理论也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科学”来传播，而中医药学这种经过验证且具有相当可重复性的医学成就，只是因为没能用现代科学概念来转换它、没能用现代通用的科学术语来描述它，仍然难以在世界上顺利推广。

这就是霍金理论与中医药学学术地位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承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古代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

你可以从学科分类上来认为中医药不属于以数理化知识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范畴，但你绝对无法否认中医药学的科学性。

因此，准确地讲中医药学应该是一门中国古代的科学（在后文中还将详述），它与现代科学只是在认识解决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程度上存在一些区别，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一样具有客观性、唯物性和辩证法思想等重要特征。

如果一定要以数理化为基础的知识才称得上是科学，那么，这个科学的概念本身就已存在问题，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医药学是我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认识疾病和健康发生发展规律的一个知识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理论和确切的临床疗效，因此它符合“科学”的基本定义。

既然是科学，就要讲“标准”，中医药治病有没
有个“准”呢？虽然中医药的辩证施治有一定的灵活性，但这个灵活性也是有“章”可循的，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认识到疾病诊治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疗效。

张仲景《伤寒论》的398条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辩证施治“标准”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以文字描述为主，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数字化表述，现代人掌握要困难一些而已。

其实西医除辅助检查有数字指标外，对症状的记载仍然要运用大量的文字描述，至少在目前仍难以做到对症状的描述数字化。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002年夏天霍金在北京演讲中认为，目前还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

就此观点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世界是多元化的，生物具有多样性，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宇宙也应该是多层次和复杂的。

目前，人类刚刚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我相信物理学家们也已逐渐理解到宇宙是多元化的，因而不可能用单一的理论描述它”。

这一系列具有哲学意义的论断，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多元化的学术发展图景，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医学领域也很难仅仅只采用某一套医学体系，就能彻底阐释和解决一切人体健康与疾病的问题，因而中医与西医将继续并存下去。

启示：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和真实有效性，就应承认它的科学性，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

同时，科学的观念、科学的概念、科学的范畴和科学的标准也应与时俱进，时时更新。

霍金等物理学家面对浩大的宇宙，中西医等医学体系面对复杂多变的人体，都只能以多样化的方式去解读它们。

在目前世界医药体系中，中医药学虽然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科技文明背景下的生存发展，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它拥有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后相当时期内不可能被其他医学体系所取代，因而必须在建立自信的基础上，更
加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成功地运行了几千年的轨道继续走下去。

名医观点
因时制宜治病求本保胃存津
衷中
蒲辅周先生（1888~1975）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中医学家。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在从事中医工作70年的生涯中，勤学苦研，博采众长，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急性热病。

他根据温热病学理论提出的乙脑治疗八法和小儿腺病毒肺炎治疗四法，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余综观先生的临证学术特点，概括而言，有三点：一是注意时病要因时制宜，二是强调治病求本，三是注意保胃气、存津液。

时病要因时制宜
中医学认为，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无论是气候季节的变化，地理水土的不同，还是人本身体质的差异，都会对疾病的发生产生一定的影响。

蒲老生前以善治时病著称，他认为在临证时，注意掌握季节性，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灵活地辨证施治是提高时病临床疗效的一个重要环节。

他将四季节候分为初之气、二之气直至终之气共六种。

从大寒到惊蛰，是冬尽春回之时，叫初之气，如见风温、春温或气候应温反寒而病寒疫者，初起应于辛凉解肌方中加辛温之品透邪外出。

春分到立夏，天气转热，为二之气，应于宣透中稍佐苦寒清热或甘寒生津之品。

小满到小暑，气候炎热，病多暑邪，为三之气，暑证则宜清热，热甚津伤，可加益气养阴药。

大暑到白露，湿热交蒸季节，为四之气，又当视湿重或热重区别论治。

秋分到立冬，交肃杀之令，万物干枯，燥气刑肺，为五之气，须分凉燥或温燥，以清宣滋润为主加减。

小雪到小寒，天气寒冷，为终之气，多感风寒，或应寒反温则为冬温，治疗有用温散，有宜凉解，总须透表外达。

蒲老的这些临证经验，充分体现了其治疗时病“必先岁气，重视天候地
气”和“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性”的学术观点。

治病求本
蒲老认为，治病求本是中医各种辨证方法的共同目标。

所谓“本”是指本质的东西，即疾病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而“标”是指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

如以正邪关系来说，正气是本，邪气是标；以疾病的发生来说，病因为本，症状是标；以疾病的部位来说，内脏是本，体表是标；以疾病的先后而言，先病为本，后病为标等。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为妄行”。

处理复杂疾病，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蒲老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尽管极其复杂，但归纳起来不外是阳证与阴证两大类：病位的深浅，不在表，就在里；疾病的性质，不是热，便是寒；正邪的盛衰，正衰为虚，邪盛为实。

蒲老正是在辨证施治过程中，首先抓住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转归的一般规律性，即疾病的共性，又灵活掌握了气候的寒热、患者体质的强弱等疾病的个性，通过脉证互参，综合分析，抓住主要矛盾，从而达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目的。

保胃气存津液
胃为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蒲老认为凡病脾胃生气受戕，则损怯难复。

慢性病尤要以胃气为本，如内伤低烧，脾胃已弱，药量宜轻，宁可再剂，不可重剂；用之则欲速不达，反伤中气。

他还认为，“凡攻击之药病重则病受，病轻则胃受之而伤矣，是谓诛伐无过，须扶脾胃正气，待其自化。

”人体阴津，不仅有润泽皮毛、肌肤，滋润脏腑、经脉、充养骨髓、脑髓，润滑孔窍和滑利关节的作用，而且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蒲老认为热性病未有不灼伤津液的，所以防其伤阴为温病治疗的第一要义。

他主张一般热病初、中期宜祛邪散热以存阴，不投养阴之品而寓养阴之义；热盛津伤，宜清热养阴；热微津伤，宜益胃生津；邪去八九，阴竭欲脱，宜滋液熄风。

蒲老保胃气，存津液的观点，体现了他重视正气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