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问题分析

对21世纪中国慈善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徐卫华

21世纪，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危机充满创新充满发展机遇的世纪。慈善，这是始发于人心的本来就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在经历了各种残暴和无耻的野蛮社会后，伴随着文明、民主的潮流，在有史记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成为一种社会所崇尚的主流。但是，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每个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穷人有穷人的问题，富人有富人的问题，穷国有穷国的问题，富国有富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辩证地看问题，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去研究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就可以找到一条通向罗马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上还有不少“病人”，但是，只要我们对“症”下“药”，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因此，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各种社会制度的如何不同，慈善从来都没有消亡过，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趋向社区化、平民化，越来越趋向国际化、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所必需的组织机构。同时，慈善对于中国来讲，应当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发展得早，某些机构在古代早已建立，它与宗教曾经殊途同归过，并且充塞于整个儒、道文化之中。对于“仁、义、道、德”，几乎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清楚明白的。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更加懂得了这一理念的另一个内涵，那就是“社会公益”和“公共道德”。这些思想、理念、行为，统统都离不开“仁、义、道、德”。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慈善能够快速与国际接轨并按照自己的发展模式开创新局面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有了基础，要想建造高楼，必竟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就要用改革的眼光去审视它的发展，用发展的理念推动它的进步，用创新的精神完善它的理论，去迎接21世纪中国慈善的春天。从目前来看，中国慈善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主要有以下几大问题：

一、慈善的理论创新问题。慈善应当成为一个文明社会的时尚，这种时尚与当今流行之时尚是有本质区别的。慈善的时尚，应当是主动为公众服务的一种自觉的行动，它时时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素养，体现出一个社会的整体风貌和个体神采。为慈善服务，不是仅仅出于什么人的本能的一种行为，表示一种同情和怜悯；我们不反对甚至要提倡这种行为和理念，这都是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所至，包括这是慈善发展的基础。但是，就慈善的终极观点来看，也就是慈善的脱离低级趣味甚至是超越一切私心杂念来讲，包括用老庄的无为而治的观点来衡量，就应该达到一种无私无欲的境界，去追求慈善的真谛。当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没有功利性时，都能跨越人种、国家、社会制度时，慈善就成为感动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无比高尚的力量。慈善的理论创新，不是去照搬旧体制沿袭下来的东西，这与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二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只言继承，不去发展。如此守株待兔，用有限的资金去解决很多的社会问题，那就会陷入杯水车薪的境遇之中。因此，我们既不能照搬过去的东西，又不能照搬国外的东西。我们要继承古今中外被实践证明了的好的东西，根据中国的实际，创造出一种中国特有的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慈善模式来。

二、慈善的实践创新问题。慈善的实践，既是一个团体一个机构的社会实践，又是一个个体和一个家庭及众多个个体的实践，甚至是双向和多向的互动发展。慈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慈善的功能、慈善的理念、慈善的社会效果、慈善的人生价值、慈善的人文价值、慈善的历史价值。这也是慈善工作者和社会责任者的最终落脚点。在中国，慈善不应仅仅是一种施舍、布施、救济等传统的行为的表现，起码不应占主导地位。慈善行为，应该是社会必须有的一种功能，是整个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人们在享受社会发展所创造的成果时，其基本的生存权应是平等的，这种平等的理念和行为，都应在整个社会中体现出来，都应该成为每个人“我必须这样做”，或者“我必须这么做”，不应该是“我为了这么做”，或者“我为了这样

做”。这种行为取向和行为价值是慈善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创新实践，就是要打破旧的行为规则，做到捐赠者和接受捐赠者不感觉到是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恩赐，不感到有什么人格的不平等和社会在歌功颂德下的某种不经意间所流落出来的某种歧视，或者是不快。特别要分清慰问与扶恤的关系，更不要将慈善的服务行为变为一种所谓的刻意的送温暖的行为。我不反对这种行为，可能这种行为还将长期存在下去。我们要讲的是一种公共权力下的慈善实践的公平公正的行为，是指这种深层次的问题，最关键的是社会的合理分配问题。慈善的实践是社会的公共实践，其实践创新，就是包括一个社会的体制创新。在公共权力下的慈善的社会实践，关键就是要让人人都享受公共资源所带来的权益，富人和穷人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起跑，无论快与慢到达终点，在到达终点之前的这段时空里，都应是平等的。而在这个起跑线之外，只有贫富的差距，没有人格的差距；只有富人按照自己的能力，以服务慈善的心态为那些需要慈善服务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当然，实践创新，就整个社会来讲，大到体制，小到某个个体的慈善服务，在实践中涉及面很广也很繁杂，这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切不可一刀切。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三、慈善的人才创新问题。说到人才创新，听起来有点拗口。其实，对中国的许多慈善机构来讲，现在最紧缺的就是人才。大多数服务慈善的人，都是很多退下来的老干部，他们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并且为慈善的初创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些确实是做出了巨大成绩，比如宁波市慈善总会会长项秉炎同志，不顾高龄和身体有病，为宁波慈善事业呕心沥血地工作，全市已经募集到资金8亿多元，在全省为第一位。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事，而且宁波市还吸纳了不少人才。而其它一些慈善机构中的人员构成就比较复杂，大多数是文化水平不高，创新理论不多，都是基于传统的实践、传统的理念、传统的行为、传统的心态。如此，与社会、企业的创新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更不要说与国际接轨了。一是老同志老领导靠威望募资救助是不能持久的，这种关系用过一二次后，要重复使用就没有力量了。而且这种关系大多数是企业老总为了感恩某些领导过去对自己的帮助、发展而进行捐助的。二是年轻的同志，有些人进入慈善后，不乏是某种关系进来的，不是硬碰硬靠学历知识、社会实践水平等方面考试进来的，不仅业务不熟识，而且水平有限，要深入开展慈善工作就比较困难。三是有些人才进来后，也是凤毛麟角，而且知识面很窄，很难在知识经济的社会中发挥自己的才干。四是没有很好地善待、爱护人才。自己做不了的事，却又不让别人去做。一心想着自己怎么在慈善总会捞点私钱，再加上年纪又大，理念落后，思想僵化，权欲膨胀，文化大革命的那套东西不时在他们的头脑中沉渣泛起，即使有人才，他也会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其赶走，搞独立王国，耍权威。而这些慈善总会的少数领导，竟把慈善总会办成了家长制的协会，办成了一个人说了算的协会，办成了一个政府的行政机关中的行政单位，导致了行政、协会不分，在社会上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面对这样的慈善总会的主要领导，人才来了也留不住。因此，现在政府应当对一些慈善机构的主要领导，加强考核和评比，要将他们的业绩向全社会公布出来，这些钱都是来自于公众，最重要的是要对公众负责。而且要明确按民政部的规定办事，一般的地市以下的协会会长，凡是到了70岁年龄的，一律无条件地退下来，改任顾问。否则，真的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还要臭别人。真正像宁波市慈善总会会长项秉炎这样的，在全国也没有几个。要真正让一些本科生、研究生，甚至高级专业人才进入到慈善的组织中来，这样，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才会真正来到。

另外，还要加强慈善的监督管理。在加强宣传的基础上，特别是要依法开展慈善资金的募集和救助。就目前全国慈善资金的募集和救助，仍然是不大规范的。这里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有的到一个企业多次多头募集，搞得企业不堪承受；有的随便救助，不讲计划，不讲对象，甚至还有走后门搞关系的；有的救助虽然作了计划，但是计划救助的对象与所留资金应付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