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伦理学思考题

公共管理伦理学思考题

1、公共管理伦理的内涵是什么？

（一）公共管理伦理学内涵

主要有四种观点：

(1)公共管理伦理学属于管理伦理学的领域。

张文芳认为：“公共管理伦理就是以公共管理学为元理论，运用伦理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实践行为的规范问题的知识体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考量：它是当代公共管理活动与伦理学价值观相互渗透、融通、化合而应运而生的一个管理伦理学领域”。

(2)公共管理伦理学属于职业伦理学的范畴。

张康之认为：“公共管理伦理学是关于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的科学”，“公共管理中的道德规范在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职业活动领域之内，是对这种特殊的具体的伦理关系认识的结果”，所以，“公共管理伦理学在本质上是属于职业伦理学的范畴”，“是一种新型的职业伦理学”。

张成福也认为：“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它指的是公共管理中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在公共管理领域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作为一个职业，公共管理有其更高的职业伦理要求。”

（3）角色伦理

作为公共责任的承担者，公共管理者肩负着整个社会的期望。公众对他们的伦理角色期待是“公共人”，即其所为之服务的是公共利益，所行使的是公共权力，所为所不为均受公众的监督。

以角色的术语来理解，现代社会每个个体的角色多元既然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管理者如何在多重角色的冲突中恰当地把握自己的角色，确定并认可自己的基本角色，以确保其角色的伦理负担以及公共责任，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基本角色必须突出公共管理者角色的政治性，即服务公众的性质。

*基本角色的确定必须能够排除其他角色的干扰。

*基本角色必须能够保证其伦理期望的实现。

(4)公共管理伦理学属于公共伦理、美德伦理和管理伦理的交叉领域。与前两种观点不同，万俊人指出：“公共管理伦理所负载和表达的伦理关切远远超出某一社会行业或专业的道德伦理关注。具体地说，它所关注的是整个公共社会的管理和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不是社会中某一特定行业或专业的管理伦理问题。”

“所谓公共管理伦理，是指公共管理领域的基本伦理维度、公共管理行为的基本道德规范，以及通过公共管理行为与公共事务所集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公共伦理精神。”

2、政府与企业的伦理关系是什么？

.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与道德博弈关系

2005年，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撰文提出“中国进入到利益博弈时代”。进一步，笔者认为，正是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拉动中国进入到“利益博弈时代”。这是因为，

一方面，由中国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革使原有的单一行政框架下的利益分配机制，转化为现有的多元社会框架下的利益分配机制，在新的利益分配框架下，各社会力量就有可能成为利益博弈的主体；

另一方面，企业是最早与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社会单元。可以说，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是中国社会利益博弈之网的“大纲”。

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关系是两者众多关系中的一种现实关系；然而，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政府与企业在利益的“合作博弈”中却往往带来公共利益的损失。

因此，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必须加以规范与引导，其中，提出政府与企业的“道德博弈”就是一种新的建构与引导。

所谓“道德博弈”，

一是指道德地博弈，这是说利益博弈手段的道德性；

二是指获取合乎道德的利益，这是说利益博弈目的的道德性。有现实的“不道德博弈”就必须进行理想的“道德博弈”的建构与规范。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中，理想对于现实的解构是必需的，理想对于现实的建构也是必要的。

3、我国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三种视界或视角是什么？

1.从目的性角度出发,把行政伦理看作是实现公正与正义、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公正与正义历来是政治哲学与政治伦理讨论的核心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围绕着正义而展开的。因此,从目的性角度来看,公共行政的一般伦理原则就是公正与正义。这是我国行政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界。

公共行政对公正与正义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在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上。

公共利益看作是一种精神的信仰、追求与动力,为思考公共利益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

关于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公正与秩序、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大公无私公共服务精神、为人民服务，公众满意

2.从功能性角度出发，把行政伦理看作是培养理想行政人格、塑造德性行政的途径,行政官员是行政伦理行为的发出者,也是各种行政伦理关系的主要承担者。

3.从工具性角度出发,把行政伦理看作是控制公共权力，防止权力腐败的手段与方法。权力伦理、降低行政官员道德风险责任伦理,。

4、制度设计中的“无赖原则”预设有何启示？

大卫·休谟：“无赖原则”。

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人必须被看成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而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

休谟说：“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

休谟认为，这一假设在作为描述性模式时是非真实的，而作为分析性模式时则又是真实的，可以得到事实的正当证明。

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

詹姆斯·布坎南：“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宪政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

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消极的防御观为基本依归。

杰斐逊：“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

休谟这一预设中，还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论：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认为是“无赖”，他们可能会操纵所发明制度的有关信息。规则设计的努力应当采取一种

5、如何矫治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腐败？

消除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运行制度，培育良性人际交往伦理，通过改造传统的“人情面子”文化，削弱权力主体的人情运作空间，健全情面与权力交易的惩处机制等手段，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探讨人情面子下权力寻租的矫治方略。

1.改造中国的“人情面子”文化

强化竞争意识。改造国人的人情面子文化，首要问题是改造和削弱熟人社会下的温情意识，培养和强化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

强化公平意识。改造国人的人情面子文化，需要强化公平意识。公平意识下的现代竞争，胜利者可以心安理得，失败者不会怨天尤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竞争规范有序。

强化能力本位意识。改造国人的人情面子文化，需要强化能力本位意识。能者上，庸者下，资源获得与社会性交换靠的不是人情面子，而是能力大小。大家都在能力本位的基础上公平竞争，人情面子的社会功效就会自然削弱。

强化法制意识。改造国人的人情面子文化，需要强化法制意识。在一切按制度办事、按规则行事、按程序运行的法制意识中，人情与面子也就自然失却了运作的空间。

2.削弱权力主体的人情运作空间

建立健全法律规章。

首先，以建章立制明确人情面子的运作空间。权力必须在法律与制度的范围内行使，人情面子同样也必须在遵守法律与制度的前提下运作，使权力运行与人情面子的操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既照顾温情，更考虑理性。

其次，以规范领域细化人情面子的操作范围。建章立制中，对哪些领域不能掺杂人情面子因素，哪些领域可以适当照顾人情面子，都应该在不违反制度与正式规则的前提下对其规范。最后，以法治意识培养淡化人情面子的运行功能。从“利益至上”转变到“制度至上”，从“为民做主”转变到“以民为主”，从“关系取向”转变到“规则取向”，实现政府层面上的法制化、社会层面上的道德教化与公民层面上的公民责任强化的协调推进，搭建削弱人情运作空间的科学长效机制。

3、建立健全权力的监督机制。

首先“，官大官小”都要接受监督。要重点监督“一把手”的权力使用“，一把手”既是班子中平等的一员，又在班子中处于关键位置，往往是人情面子寻找与支配的主要源泉。

其次“，上班下班”都要接受监督。权力行使到哪里，人情面子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应该实行到哪里，把权利主体的“工作圈”“、生活圈”和“社交圈”都纳入监督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