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_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

2009年03月
第26卷第2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unnan Nati onalities University Vol 126,No 12Mar .2009
【收稿日期】2009-01-12
【作者简介】李可亭(1963-),男,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郑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史专业博士生。

【历史研究】
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
李可亭
(郑州大学历史系,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

钱玄同洞悉今古文,立场虽偏向今文学,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褒言,但他站在历史家而非经学家的立场来审视《新学伪经考》。

同时,钱玄同还以辨伪的眼光,把《新学伪经考》看作一部辨伪著作,把“经”看作史料,这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学伪经考》;钱玄同;康有为;辨伪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 (2009)02-0079-04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刻成木版,出版后就有翻印和石印的本子,但原版不久即遭禁毁,后清廷三次降旨毁版,所以社会上流传极少。

1917年,康有为重刻木版,改名为“伪经考”,但流行三、四年之后,尽管有各种翻印和石印本,亦很难满足社会的需要。

1929年顾颉刚曾标点过一次,打算作为《辨伪丛刊》之一由朴社印行,后因经费问题未能付印。

1931年方国瑜标点印行,使钱玄同“欢喜赞叹,不能自己”,于是“不辞‘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之讥,自告奋勇,来
写这一篇序”。

[1](P135)
序言原名《重印新学伪经考序》,后又增改并以《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发表于1932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全文近6万字。

一、康有为经学思想对钱玄同的影响
对钱玄同经学思想影响较大的有三个人:章太炎、崔适、康有为。

其中章、崔为钱玄同的老师。

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1908年、1909年在《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学,颇受章氏古文经学的影响。

此后,凡言及章太炎,钱玄同则必以“师”相称。

1911年2月,钱玄同请业于今文经学家崔适,后“以札问安”,执弟子礼。

崔适字觯甫,浙江吴兴人,初受业于俞樾,治校勘训诂之学。

后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专讲今文经学,成为中国今文经学的殿军,著有《春秋复始》、《史记探源》、《论语足徵记》和《五经释要》诸
书,皆引伸康氏之说。

钱玄同认为,“对于《新学
伪经考》因仔细研究的结果而极端尊信,且更进一步而发挥光大其说者”,唯有崔适一人。

崔适认为“《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
者”,于是力排伪古,专宗今文。

[1](P133)
1911年2月,钱玄同在崔适处得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

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
阎若琚的《古文尚书疏证》尤远过之。

”[1](P134)
新学为伪经,古文经为刘歆伪造之说,是今文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康有为、崔适、钱玄同皆持此说,可以看出钱玄同今文家的情结。

钱玄同曾回忆说,他1901年读清朝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人言《春秋》之书,“深信《公羊》最得经义,《左传》必有伪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官
厨。

”[2]
190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而宗今文家言。

但那时惟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恭王得壁经一事,并不疑其为子虚乌有,故那时虽专宗今文,尚未绝
对排斥古文。

”[3](第一册)
这里的“背师”之师是指章太炎。

另外,此时的钱玄同也不笃信“古文经刘歆所伪造”之说,并不反对“鲁恭王得壁经一事”。

到请业崔适,钱玄同思想大受启发。

他说:“自读康崔两先生之书,认为所论精确不易,乃昭然若发朦,知所谓‘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者乃刘子骏氏取‘左丘氏国
语’所改作,易国别为编年,并窜入书法范例,以冒充春秋之传。

《周礼》亦刘氏伪造之书。

不但如此,凡所谓古文经典悉为刘氏所造之赝鼎,此意至今犹然,且持之益艰。

民国三年始读康君之改制考,对于诸子改制托古之说,亦深信不疑。

”[2]钱玄同由1909年的“虽专宗今文,尚未绝对排斥古文”过渡到“自1911年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

[3](第一册)
经今古文学之争源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及汉初之搜求遗书,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清朝今古两派仍然壁垒森严,形同水火。

道、咸以后,随着国力的下降,外侮日迫,有志者为了“通经致用”,重抬今文经学,形成了清朝的今文经学派。

清朝今文经学开始于庄存与、刘逢禄、宋祥凤,发展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集其大成。

处在这一时期里的著名学者还有崔适、廖平以及时代较早然而思想卓然自立一家的崔述。

19世纪末经过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创深痛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空前高涨。

与此相适应,晚清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保皇派的对立迅速激化,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精通古文经史,走出了乾嘉学派训诂名物的局限,关切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并藉以为反清革命服务,于是创办《国粹学报》,大倡古文经学,通诋今文,高唱“六经皆史”、“孔子与六经无涉”,批驳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

钱玄同生逢其时,自然受到今古两派思想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化在今古两派之间跌宕起伏。

1917年,钱玄同摆脱了几千年来的门户之见,不泥家法,超然今古,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

他说:“今文家是什九都不足信……古文是假造的,两者都难凭信。

”[3]至于今古两派主张之所以不同以及他个人对这两派所取的态度,他说:过去学者凡研究经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所谓家法师说。

犯此病的,尤以汉人为甚。

汉以后学者比较好一点,但依然不免会有这种意味,虽以清儒之“实事求是”,亦有所不免。

在清末有两位学者,可以说集中国两千年来经学派别之大成,一是康有为,一是章太炎。

他们两位都是经学大师,但他们的见解是极端相反的。

康偏于微言大义,而太炎先生则特别偏重于训诂名物。

……在过去学者中,只不过偏于古文,或偏于今文,决没有如康有为之专信今文,而认古文为全非,同时也决没有如太炎先生之专信古文,而认今文为全非者。

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关于章、康两人对于经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由他们的两句话中看出来,康氏在他的《孔子改制考》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这差不多是康氏的口号。

至于太炎先生,在他的《原经》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史”,这也就是章先生的口号。

[3]
可以看出,钱玄同的这些见解是很精辟的,他站在历史的立场而非经学的立场来批评今古文派,促进了经学向史学的转化。

尽管如此,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他虽然洞悉两派,荟萃今古,但在实际言行中却是扬今抑古的。

他曾说:“比较起来,还是今文较可信些”,特别是“古文为刘歆伪作”之今文观,他“总觉得康有为、崔适关于这一点的考证是极精确的。

”[3](第一册)
二、《新学伪经考》之优失
钱玄同对崔适的话总结发挥,认为《新学伪经考》的最大发明有二:一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二为河间献王、鲁恭王无得古文经之事。

钱玄同认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一篇,所举的证据没有一条不是极确凿的,所下的断语没有一条不是极精审的。

‘书缺简脱’或‘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这类话,经康氏这一番考证,根本打倒,决不能再翻案了。

”[1](P142)认为《汉书河间献王鲁恭王传辨伪》一篇,康有为于1917年重刻时所作的《后序》中有一段自述的话:
吾……拾取《史记》,偶得《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恭王传》对校《史记》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

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恭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

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

[1](P144)
钱玄同认为康有为《后序》中的这段话“真是巨眼卓识”,又说康有为还有一段极精要的话: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书》、《礼》、《礼记》,恭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

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

然《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

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画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而欺绐数千年,无一人发其覆者,亦可异也!
在《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钱玄同在肯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6卷
定《新学伪经考》上述两点“精当”部分外,认为“还有两点,也是康氏的特识”:一是“《史记》中有被刘歆增窜的部分”;二是刘向与刘歆父子不同术,“向为今学,歆为古学”,“盖人以为《七略》出于刘向而信之,不知其尽出于歆也;又以为《别录》出于刘向而信之,不知其亦伪于歆也。

”认为康氏的话“可谓一语破的!”[1](P145-146)钱玄同认为,康有为打倒古文经的中心文章是《汉书艺文志辨伪》。

这篇文章,证据详备,辨驳明快,大体上是很精核的,“但疏略武断之处亦颇不免”。

对此,钱玄同一一指出,并予以考证。

他认为,康氏之辨《毛诗》,议论最为透彻,“吾无间焉”。

[1](P146)康氏之辨《古文尚书》,“有极精核的议论,也有不彻底的见解,还有很错误的叙述”;指出康有为在《尚书》篇数问题上的“十六篇伪古文篇目”是“绝无根据的”,是“很错误的叙述”。

关于“三礼”,康氏主张《经》皆孔子所作,故认制礼者是孔子而非周公。

康氏此说,人多视为无徵之臆谈。

钱玄同认为孔子制礼之说虽未尽当,然亦非无徵之臆谈,比周公制礼之说高明多矣。

[1](P155)康有为认为《周礼》为刘歆所伪撰,钱玄同“认康氏之论最为确”。

[1](P157)认为“康氏之辨《礼记》,有极精之语;但他还是被刘歆欺骗了,所以支离穿凿之论也很多。

”[1](P158)钱玄同认为,“康氏书中,以辨《易》的部分为最坏,十之八九都是错误的。

因为他主张《经》皆孔子所作,故非说孔子作《卦辞》、《爻辞》不可。

”[1](P167)康氏不但认《卦辞》、《爻辞》及《彖传》、《象传》为孔子一人所作,且反认郑玄、王弼以来合《彖》、《象》、《文言》于《经》之改编本为今文《易》之本来面目,于是力斥《汉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之语为刘歆所伪托,可谓“凭臆武断”。

[1](P170)钱玄同认为《易》与孔子无关,他的观点与康氏的观点不同,所以结论也恰恰相反。

[1](P179)另外,康有为辨《左传》本于刘逢禄。

“左氏不传《春秋》”之说,刘逢禄发挥得最为精核。

康有为于此更进一步,谓《史记》中“《左氏春秋》”之名亦刘歆所增窜,《左传》原书实为《国语》之一部分。

钱玄同认为康有为下的这个断语,“实在是至确不易之论”。

[1](P180)关于《尔雅》,钱玄同认为《尔雅》中“必有刘歆们增益的部分”,但康有为谓其书全为刘歆所作,则未必然。

[1](P196)钱玄同认为,康有为之辨《小学》,“甚多特见”[1](P196)。

但康氏对于文字,又有极错误之论。

他认古文经中的“古文”是刘歆所伪造,这话固然极对;可是他又认尊彝也是刘歆所伪造,那就完全错了。

[1](P203)又说康有为对于文字之学“太不讲求,并无心得”。

[1](P205)
三、《新学伪经考》是一部辨伪著作
钱玄同站在史学家的立场,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是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要籍。

”[1](P141)他说,“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

”[1](P135)过去的史学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但是“经”中有很多东西是靠不住的。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当特别注重。

并且进一步认为,“辨伪”不但是“经学家”的事,而且更是“史学家”的事。

他指出,“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

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

[1](P137-138)
与康有为“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观点不同,钱玄同明确表示孔子与“六经”无涉,即“孔子并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

他说:“《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它们是“古代留下来的几篇文学作品,几本档案粘存,几张礼节单子,几首迷信谶诗,几条断烂朝报而已”,而“六经配在一起当在战国之末”。

[3](第一册)这种看法,实有过激和不当之处,但其目的是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揭去了蒙在孔子头上的神秘面纱。

“辨伪”之后,真实的史料可以资取。

钱玄同说:“我们今后对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参考及采取。

”[1](P217)又说,“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1](P219)再就《新学伪经考》而言,钱玄同说“康氏政见之好坏,今文经说之然否,那是别一问题”,而作为“辨伪”的专著则是另一问题。

他认为《新学伪经考》“证据之充足,诊断之精核,与顾炎武、阎若琚、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相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
第2期 李可亭: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
锐尚犹过之;求诸前代,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姚际恒、崔述,堪与抗衡耳。

”[1](P139)他并且引用顾颉刚的话来说明这一问题:“康有为为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为自己的‘变法说’的护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打破新代出现的伪经传又是一件事。

”[3](第5册)钱玄同针对《新学伪经考》精辟地说出一段话:
近儒之主张应该分析经今古文的,或认今文为真而古文为伪,或认古文为优而今文为劣,虽立论相反,然皆以为今文古文之不同在于经学,而文字之差异与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

窃谓不然。

我以为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

[1](P211)
他说古文经中有伪经,如《笙诗》6篇、《逸书》16篇、百篇《书序》、《逸礼》39篇、《周礼》、《春秋左氏传》等“引用时必须审慎”。

关于“文字之差异”,“固当以今文为正,但古文倒不是全无可取,也竟有应该用古文改今文的。

”[1](P211)关于经说,“则古文家与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

[1](P213)对于有人说今文家言“微言大义”,古文家言“训故名物”,是两家最不同之点。

钱玄同则不以为然,认为今文家也言“训故名物”,而“微言”、“大义”本是两词,近人合为一词,最早用此两词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刘歆。

[1](P215)关于古文家言“《六经》皆史”,今文家言“《六经》皆孔子所作”,钱玄同认为“此则尤与事实不合”。

因为“《六经》皆史”说始于宋之陈傅良,其后明之王守仁、清之袁枚、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皆主此说。

陈、王、袁、张不但非古文家,且非经学家,龚为今文家,只有章为古文家。

钱玄同不止一次地说:“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

古文经异军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形成其古文学,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对台戏。

所以今文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

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3](第1册)现在看来,钱玄同的这些评价是非常有见地的。

正因为如此,钱玄同说他“个人对于经学的态度”,“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罢了。

”[4]钱玄同的认识和看法,是对近代今古文及今古文家研究方法的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它启迪了一批资产阶级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经学的思想,开创了近代史学的疑辨之风。

作为古史辨派的钱玄同,其疑古思想及其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钱玄同似有矫枉过正之嫌,对经今古文学尤其是古文经学否定过多,肯定太少,这种思想与康有为出于政治目的而持的对古文经的态度不谋而合,故他对《新学伪经考》多有誉美之辞。

随着考古材料发现的增多,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大量汉墓竹简、帛书的出土,尤其证实了钱玄同这种“疑而过之”的思想观点。

参考文献:
[1]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A].钱玄同文集:第
4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M].宁武南氏刻本,1936.[3]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A].古史
辨:第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任访秋.钱玄同论[J].艺谭,1981,(4).
On the D i fferences and S i m il ar iti es i n Underst and i n g the Trad iti ona l
Ch i n ese C l a ssi cs by Q i a n Xuan tong and Kang Y ouwe i:A Ca se Study of
A R estudy of the L itera ry Issues in T raditiona l C h inese C lassics
L I Ke-ting
(Depart m ent of H ist ory,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A Restudy of the L iterary Issues in T raditional Chinese C lassics is Q ian Xuant ong’s p reface t o A S tudy of the False Traditional Chinese C lassics by Kang You wei.Q ian Xuant ong was a great scholar on traditi onal Chinese classics though he devoted more t o litera2 ture.Q ian Xuant ong gave s ome p raise t o Kang You wei’s A Restudy of the L iterary Issues in T raditional Chinese C lassics and had his stud2 y based on the visi on of a hist orian rather than an expert on traditi onal Chinese classics.Q ian Xuant ong als o regarded A Restudy of the L iterary Issues in T raditional Chinese C lassics as a criticis m of the false traditi onal Chinese classics and considered traditi onal Chinese classics as hist orical documents,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traditi onal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A R estudy of the L iterary Issu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 lassics;Q ian Xuant ong;Kang You wei;tell the truth fr om the false
(责任编辑:马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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