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早期发展

日本佛教的早期发展
公元六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早期发展呈现佛教与政权结合紧密、专持一宗、与神道重合等特色，以后日渐普及，对于稳定统治阶级政治地位、完善政治体制、推动文化艺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其发展思想也有违背佛教初衷的地方，如亲鸾提倡的“在家佛”构成日本佛教一大特色，但同时失去了佛教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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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文化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学术界对具体的传入时间和传入方式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

关于“公传”即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即通过民间传入。

日本历史上关于私传的最早记录见于《扶桑略记》中，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

[1]另外，成书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虽对具体的说法略有不同，但均有关于佛教公传的记载。

日本正史《日本书纪》中钦明十三年（552年）记载：“冬十月，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俐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卷，……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

……”这是日本正史有关公传佛教的最早记载。

从上述两种记载可以得出佛教早期的传入只是被看作“异域神”，即外国的神。

日本佛教史自此拉开帷幕。

一、日本佛教的发展阶段
在佛教传入之初，日本有其固有的民族信仰―神道。

因此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体看来，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初传日本受到排斥；在圣德太子的扶持之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大化改新后，佛教异常兴盛；奈良时期达到鼎盛，随着政教的分离，到达镰仓时期具有日本的特色的佛教逐渐形成。

与注重现世生活，泛神性质的日本本土宗教—神道不同，初传佛教则是宣传消极厌世，祈求来世事事皆空的思想。

正如前文所说，初传来的佛教仅仅看作是“异域神”。

但在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的当时日本而言，佛教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备受推崇的。

在佛教初传入日本时，钦明天皇就崇佛与否的问题询问群臣的意见。

当时出现了以大臣苏我稻目为首主张“西蕃诸国皆礼之，日本岂独背也”崇佛派和物部尾舆、中臣镰子为首主张“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2]的排佛派。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两个政治主张派别的政治斗争在佛教上的体现。

最终以崇佛派苏我马子联合厩户皇子等杀物部氏而掌握朝廷实权，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圣德太子摄政的三十年间，他大力推崇佛教，并以佛教为国教，同时下诏兴隆佛法，创建寺院，特派遣唐使来中国进行文化的学习和交流。

佛教于此传入的时期便是飞鸟时期。

随着佛教的兴盛与护佛思想的推广，圣武天皇兴建东大寺并铸造奈良大佛，于是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奈良时期。

此期佛教鼎盛，信徒众
多，形成了六家宗派：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律宗、华严，也就是所谓的“奈良六宗”。

其中最具盛名的华严宗受圣武天皇的推崇，但此时期佛教的主流思想还是法相宗。

第三个时期是平安时期，日本佛教已经在中国佛教的基础上衍伸出了自身的佛教文化，由于佛教与统治者密不可分，因此佛教也难免陷入统治阶级的政治纷争当中，僧侣们成了斗争的工具，六家宗派的思想逐渐衰败，新的净土宗思想开始得以展开。

经过重重斗争，武家政权成了统领时代的导向，佛教的演绎于是跨入了另一个时期——镰仓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佛教之间产生了多元化的互动，净土宗与净土真宗为此时期最普遍的宗派，日本佛教也在镰仓时期开始了转变。

到了室町时期，社会的动乱使得佛教逐渐走向衰微，宗教本意开始弱化，混合禅味的茶道、花道、剑道和书道开始盛行，佛教文化已被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与文化当中，但到了室町末期，国内开始战乱暴动，战事频频，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

内部的纷争和国外的压力使得日本统治阶级不得不颁布“锁国政策”，以禁止基督教和其他容易引起动乱的活动，同时又实行“寺檀制度”，使每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但这些政策给僧侣们生活提供保障的同时，也阻碍了江户时期佛教的良性发展。

明治维新后，为了适应天皇亲政的需要，在明治初年颁布“神佛分离令”，废除宫廷佛教仪式，各地寺庙佛像被严重毁坏，且新政府乙太政官布告，僧人可沿用俗家姓氏，可蓄发食肉娶妻。

因此举有悖于禅宗，最终引起了佛教界的反抗，直到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通过宗教自由法律的颁布，佛教才得以革新换面，蓬勃发展。

二、早期日本佛教的特色
1、佛教与政权结合紧密
圣德太子时期，日本危机四伏，群雄割据，圣德太子为统一思想、加强皇权统治，将佛教引入日本。

推古朝到奈良时期，佛教在政治的庇护下得到迅速传播，受到扶植的佛教也更加迎合政权的需要，佛教与政治的结合形成了互助互利的关系，“作为现世佛教的结果便是与政治混同，政教不分，因此当时的佛教可以称之为政治佛教”[3]所以日本佛教早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佛教与政权结合紧密。

2、专持一宗
佛教传入日本后，由中国早期创设的各宗分明的状态逐渐演变为各宗混杂，信徒的信仰也各宗兼修，例如“禅净双修”、“八宗兼弘”等，但到了平安时期以后，日本佛教信徒逐渐转变为专一的信仰，法相与华严、真言与净土，各宗之间决不允许相互介入，相互混杂，所以专持一宗，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3、佛教与神道重合
在平安时代，日本佛教出现使本国固有的神袛崇拜与外来的崇拜佛、菩萨相融合，即所谓的“神佛习和”的思想。

佛寺中可以建神社，神社中可以建佛堂，神号与佛号一致，产生了“本地垂迹说”，各种神都为佛菩萨的化身所变现。

佛教被神道思想的同化、融合，所以在日本佛教徒心中，神即为佛陀，视神佛为一体。

这样佛教与神道直接有着共通的领域，神道纳入了佛教体系，神与佛则成为了日
本宗教的一个整体。

三、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佛教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佛教传入初始就包裹上了政治色彩的外衣，从某种程度上完全就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稳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

“佛教传入后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拥护，作为执政的圣德太子，为了推行统一权利于天皇的中央集权政治，更是希望通过佛教把崇奉多种多样的神袛的豪族吸引过来，从宗教上统一信仰，缓和豪族间的对立抗争。

”[4]因此确立了提倡佛教的国策，强化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强化中央集权。

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其宣扬有“忠孝护国”、“王权神授”等思想，故为日本皇权的强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进一步稳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

公元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提出了《僧尼令》，这样更有利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通过中央地方官府贯彻《神袛令》和《僧尼令》，更有效地利用神道教、佛教维系人心的精神力量，来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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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完善了政治体制。

统治阶级以佛教为国教，宗教成了国家政治的附庸，且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对经济、文化、政治等进行革新，这与日本派出的大量遣唐使所带回的唐代各项体制所类似，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

佛教的传入不仅在政治思想层面影响深远，在艺术层面，也带来了较大发展，是对本国艺术的延伸：建筑界的革新。

中国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于天平宝字3年（公元759年）在奈良建立庙宇，并进行传戒，因此，作为日本佛教中心和文化发源地奈良，有着众多古老的佛教建筑，如东大寺、西大寺、法隆寺，以及带有浓厚盛唐建筑风格的唐招提寺等，每座建筑都代表着当时的艺术成就以及佛教文明的象征。

因此佛寺在古代日本可以说是一个新鲜刺激，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所，更是日本古建筑文化宝库。

[6]
日本佛教信徒众多，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日本佛教是国家化的佛教，他是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立场去接受和发展的。

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佛教普及更广，佛学在教育界得到推广，驹泽大学、花园大学、爱知学院大学等众多高校都开设佛教课程。

这些佛教大学的创立，是日本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日本，由于佛教的深入社会，各个阶层都融入了佛教思想，大的层面来说，日本的文学、茶道、剑道、绘画等等，都含有禅的元素在内；小的层面来说，本国人的红白喜事仪式都离不开佛教思想的教化。

也正是由于佛教思想的广泛化，信徒的众多化，衍生出了日本佛教徒在家修行的特色化。

久而久之，佛家之境与红尘的界限便不再明显，僧人可以过着娶妻生子的世俗生活。

日本的茶与禅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是以饮茶为手段，修炼性情，交友会客的一种独特礼仪和艺术”，铃木大拙在《禅与茶道》中说“禅与茶的相通之处在于把一切事物全部净化”。

[7]日本多数寺庙里限定规矩即是午后进食则以茶
代饭，茶在僧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可见一斑。

武士道是日本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代表日本民族精神的意识形态。

在镰仓时代，禅宗与武士同期兴盛，二者相融为”武家禅”，武士既要有英勇善战的身躯还要有礼让儒雅之美德，这是武士道最初的内容，此后的不断发展，武士道演变成了儒、神、释三位一体的符合型意识形态，成了日本军人的精神武器，“形成了日本国民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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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日本佛教的批判再认识
日本佛教发展到镰仓时代末期，随着中国佛教思想的不断注入，中日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交流，其表现形式为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学问传入日本，宋明理学是中国宋、明时期儒家的哲学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

其自身的文学性使得日本佛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并且刻意模仿，于是出现了“五山文学”，五山是当时全日本主要代表禅宗中心道场的五座山，山上寺庙里的僧人却受政治佛教的影响，对禅宗文化淡漠，而倾心于政治和文学，“五山文学”影响了一批人，造就了文学家，却失去了悟道者，使得禅宗思想本末倒置。

镰仓时代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上人提出了佛教徒可食肉、娶妻、不受戒的言论，这与佛教思想大相径庭的观点却因“修行方便”吸引了众多民众信仰此宗。

当今的日本佛教界也接受了这一现状，有说法为当今日本此宗徒众人数占日本佛教徒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与佛教真义相背离的观点是对佛教戒律的不屑与藐视，更是对佛教思想的颠覆。

日本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宗教上也有多元的特征，他们吸收和创造了其外的众多元素，进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质的思想。

日本佛教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团国家，巩固了皇权统治，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对文化艺术、日本民族精神等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