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

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

李实John Knight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00836)(牛津大学经济系) 内容提要:我们课题组在1999 年进行了一次覆盖六省市的住户调查。本文利用这次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贫困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考察。通过综合考虑收入标准和消费标准, 我们把中国城镇贫困分为三种类型, 即持久性贫困、暂时性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在贫困人口中, 有一大部分是属于选择性贫困, 即他们的收入高于贫困线而消费低于贫困线。我们对贫困户的消费函数进行了估计, 其结

果显示以下几个因素对贫困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 修匀收入的效应;人们防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心理; 人们为将来投资而进行储蓄的行为;家庭对子女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特别需要。我们还对三种贫困类型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中发现预测的金融资产和预测的收入, 以及教育和医疗的特殊需要都对不同类型的贫困户的消费行为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城市贫困选择性贫困下岗失业预防效应

在此我们对资助该项研究的福特基金、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和英国国际开发署深表感谢。本文是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项目中“中国城镇贫困和失业问题研究”课题的一个分报告。本文的原稿是英文, 感谢谢艳红的翻译工作。

一、引言

在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之前, 中国的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例如,利用1988 年全国的住户调查数据得出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有1217 %的贫困人口,而城市的贫困人口比例只是217 %;甚至到1995 年,用可比的调查方法和定义,估计出的农村和城市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1214 % 和411 %(Riskin and

Li ,2001 ; Khan ,Griffin and Riskin ,2001) 。城市中

贫困发生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居民有“铁饭碗”的保障而没有陷入贫困的风险, 而且限制农民工进城打工就象一堵“看不见的长城”使得城市职工避免了来自农村劳动力的竞争(Knight and Song , 1999) 。然而, 从1995 年以来,

城市贫困逐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亏损的国有企业裁减了大批冗员, 同时,政府允许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发展。铁饭碗和“看不见的长城”都出现了裂缝。在1995 —1999 年间,虽然城市实际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5 % , 贫困的发生率却上升了

9 % , 用加权贫困距测量的贫困深度则上升了89 %。

贫困可以由持久收入来界定,也可以用现期收入来界定。以前者来界定, 则称为持久性贫困;用后者来界定,则称为暂时性贫困。根据持久收入的假说,家庭消费是与其持久收入有关, 因此, 现期消费可以是持久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代理变量, 从而可以成为持久性贫困的一种度量指标(Deaton , 1997) 。这种论点引发了一系列以消费为基础的贫困研究, 更多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研究( 例如,Jyotsna and

Ravallion ,1998 ;Ravallion and Chen ,1997) 。

贫困研究的通常做法是利用贫困线来界定贫困人群。一般绝对贫困线的确定是 建立在食品贫困线和非食品贫困线分别确定的基础上的。确定食品贫困线的传 统做法,是选出一组能满足成年人最低营养需求的食品，然后计算出其货币价值 从而得到食品贫困线。给定食品贫困线，并假定一个非食品支出对食品贫困线的 比率,就可以直接得出一般绝对贫困线。当把绝对贫困线与收入相联系时 ，实际 上隐含着一个假设：即收入等于贫困线的个人的支出不低于贫困线。实际上 ，经 常看到现象是有些人的收入高于贫困线，而其消费则低于贫困线(Deaton , 1997)。因此，以收入标准衡量，他们被划定为非贫困人口，而以消费标准衡量， 他们却是贫困人口。本文在定义贫困时，试图综合考虑这两种贫困测量方式。就 这一点而言，本文是一种新的尝试。 二、三种贫困类型的定义

我们把这样一种状况定义为持久性贫困，即在某一时期，如果人们的收入和消费 都低于贫困线标准，那么他们就是持久性贫困人口。我们把收入低于贫困线而消 费高于贫困线的状况定义为暂时性贫困’ 久收入高于现期收入，他们有储蓄，或 者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入和资产状况 借款消费。此外，我们提出了一个新 的贫困概念，即“选择性贫困”二它 是指这样一种贫困类型，有的家庭虽 然有高于贫困线的收入，但是由于过 去或未来有着特殊的支出需要不得不 将其现在消费压低到贫困线以下。也 就是说,他们成为贫困户是在既定的 现期收入情况下对消费和储蓄进行选 择后的结果。

图1展示了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 困和选择性贫困的区别。Y 是收入,C 是消

费,PL 是贫困线。图中有A 、B 、 C 三个区域。落在A 区的住户或个人，

即收入和消费都低于贫困线的人，处于持 久性贫困状态。如果落在B 区,则被界定位选择性贫困，如果落在C 区,则被界 定为暂时性贫困。三种贫困之和则被称之为总体贫困。

三、数据及研究背景

我们用课题组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来考察上述三种贫困类型的规模和成因。这 项调查是2000年春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协助下进行的，调查了 1999年城镇 住户及其成员的收入、消费、就业等方面的情况。调查覆盖了五省一市 ，即辽宁 省、江苏省、河南省、四川省、甘肃省和北京市。除了北京市以外 ，还选择了 12个城市,较大的省份选择三个城市，如四川和河南，较小的省份选两个城市，如

1

在英文研究报告中，我们使用了 voluntary poverty 。考虑到把它直译成"自愿性贫困”会容易产生误解 因此把它转译成选择性贫困。

这些人消费咼于收入的原因在于其持 性费用£二选押性费冊工=薛时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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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江苏、甘肃。五个省会城市都是抽样城市，因此样本更偏重于大城市。调查只包括了4000户城市户口居民户。

为计算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需要用贫困线来区分贫困家庭或贫困个人。就绝对贫困线而言，它可以基于收入，也可以基于消费。我们采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贫困线。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研究人员利用当年各省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估算出最低食品消费支出，据此又估算了当年的食品贫困线。我们利用了的统计局的各省市的食品贫困线，并估计出自己的贫困线（见附表1）o 2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既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多收益，也带来了很大挑战。国有企业的改革造成了1995 —1999年间至少2400万的下岗职工。②3此外, 登记失业人数从1990年的380万增加到1999年的580万（《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0》,p. 86）。同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8 % ,从114亿减少到1亿（《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0》，p114）o失业和下岗无疑对家庭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和收入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伴随着企业的改革，城市职工原有的社会保障基本上不复存在，而新的保障体制尚未确立。原先的企业要负担职工的医疗保障，但这种情况已经不再普遍存在。对于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人们自然会预期医疗保健费用中的自我支出部分将日益增加。很多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因为他们的工作单位无力支付职工的失业保险费。4我们的数据显示，在1999年49 %的下岗职工得到的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同年约40 %的下岗职

工未得到任何补助，或者得到的补助低于中央政府的规定数额（《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0》,p.410 —411）o 2000年在武汉和沈阳两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46 %的下岗职工从未得到过任何补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

所,2000）o另一项研究利用了本文所用的数据，发现失业和下岗职工，即使再就业以后，其收入也明显下降（Appleton et al ,2001）。同时，城市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减少政府对教育的补贴，从而导致城市家庭增加学费支出，而且其数量逐年递增。5这使得部分家庭不得不提高储蓄率，以应付未来子女教育费用的上升。

就业保障和未来收入越来越不确定，这可能会对城市家庭的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如果人们认为收入下降是暂时的，则可能不会减少现期消费。但是，如果人们对未来收入和就业保障的长期预期不很乐观

他们在消费时就会比较谨慎和节制。根据孟忻的研究（Me ng ,2001）,在1995 —1999年期间，用家庭收入方差衡量的收入不确定性，以及用预测的失业概率来衡量的工作不确定性都对家庭消费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且两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2国家统计局根据发展中国家平均的恩格尔系数，把城市贫困人口的非食品支出比率定为食品支出的2P3o

然而，通过考察中国城市住户收入最低的十等分组的消费支岀，我们发现其非食品支岀对食品支岀的比例在1999年接近90 %。我们利用这一比率得到了略高于统计局的贫困线（参见附表1）。

3这可能有较大程度的低估。1995年到2000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8 —99年间,下岗

总人数达到1520万人,净下岗人数在1995 —97年间达到920万人（下岗总人数减去再就业人数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

4甚至在1999年,只有47 %的登记失业的人得到了失业补贴，得到补助的人平均收入是1174元（《劳动统

计年鉴2000》，p.480）,相当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2 %o

5在中国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从1994年的415 %上升到1999年的915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5》,p163 ;《中国统计年鉴2000》,p. 314）。此外，我们199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支岀占家庭总消费的12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