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翻译中的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跨文化翻译中的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1. 康兆春，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032；2. 蒋晓萍，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006)

摘要：中西思维模式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中国的具象思维与西方的抽象思维就是重要的区别之一。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具有不同哲学渊源，在文化表征上也各不相同。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给跨文化翻译带来一定的挑战，需要译者采取相对应的手段来灵活处理，才能实现成功的跨文化翻译交流。

关键词：具象思维抽象思维跨文化翻译

引言

不同的语言文化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的差异表现在文化的不同层面。思维模式的差异常常导致跨文化误交际，使交际的双方不知所云，同时也给跨文化翻译带来挑战，探讨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思维模式差异，有助于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翻译的一些实际问题。

一、具象思维

所谓具象，即具体的形象。视觉上的大小形状，听觉所感知的节奏和旋律，嗅觉上的香臭，都可以囊括于具象之中。具象思维是大脑从记忆储存中选取思想，通过类比、比喻和象征形成新的观点的过程[1]。具象思维对形象材料之依赖，有如水之于鱼。主体依据大脑记忆储存中的形象，对之进行分析、整合、类比、比喻、比较加工，进而从形象上认识和把握研究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具象思维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形象性。形象材料是具象思维运筹的先决条件。形象性是具象思维最基本的特点。其二是非逻辑性。具象思维对事物的认知呈非线性的，它往往是跳跃式地整合形象，因而它缺乏逻辑。其三是粗略性。具象思维对事物的认知是定性而非定量分析和认识，往往具有粗略性。其四是想象性。具象思维对事物的认知往往是对所储存的形象进行想象加工，组成新形象，加深认知。

具象思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这种思维模式比较清晰地体现在儒家思想一些经典里，如“六经”、“四书五经”、“十三经”等。位居“六经”之首的《易经》提出用图象来表意，64卦均由图象而成，象征天地人。作为思维的工具，汉字也是具象思维的表征。汉字是一种具象思维下的“具象艺术”。程裕祯论及汉字结构的基本精神时指出：“从汉字的结构来看，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造字法，而转注和假借只是用字法而已。在四种造字法种象形字是最基本的。”[2]汉字造字的思维也就是汉文化的思维，也是语言的文化表征与价值取向和人生观。

中国传统思维模式重事物本义，轻逻辑分析，多用形象语言，以形象表达抽象概念。连淑能指出，“汉语用词倾向于具体，常常以实的形式表达虚的概念，以具体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内容。”[3]对于汉语的这种特点，王力也指出，汉语的名词，“除了哲学上的名词之外，只能指称具体的东西”，“在中国词的形式上，咱们辨别不出抽象名词的特征”，“只有哲学上的名词如‘道’、‘德’、‘品’、‘性’等，才是真正抽象的。”[4] Rudolf Flesch在评论汉语用词时也指出，“汉语用最具体最实在的词来表达意义”[5]。从字到词语，从词语到句段，从句段到语篇，汉语无不透露着具象思维。

二、抽象思维

抽象是为抽取事物形象的某种共性而进行的取象、化象，甚至无象升华的过程。抽象思维指主体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从而达到对客体的认知。抽象思维模式也被称为逻辑思维。它所运用的思维形式源于亚里斯多德学派三段论的逻辑法则，它对西方思想文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抽象思维形式包括分析、综合、概要、归纳、比较、分类、系统化和专门化，之所以被称为抽象思维，是因为这种思维模式采用欧洲语言文字——抽象符号——作为主要的思维工具。

与具象思维相比，抽象思维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是概念性。概念性是抽象思维的最基本的特

点，因为抽象思维必须建立在概念之上。其二是抽象性。抽象性是抽象思维的核心。抽象是抽取出普遍的、必然的、内在的本质或规律。其三是逻辑性。抽象思维依赖于严密的推理，注重条理性和系统性。其四是语言符号性。这一点体现在人们使用广泛的数理逻辑符号系统，它不但是现代逻辑的基本工具，而且对其它科学乃至哲学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英语思维往往比较抽象，它经常用抽象的词来表达具体的事物和现象，比如：

A villa is beyond my reach all my life. (今生我都买不起别墅)

Little was heard of him in the following years. (随后的几年很少听到他的情况)

英语多用抽象名词，“往往有一种‘虚’、‘泛’、‘暗’、‘曲’、‘隐’、的‘魅力’，因而便于用来表达复杂的思想和微妙的情绪”。[6] Jespersen认为“一门语言越先进，它就越能表达抽象或概略的思想概念。”[7]

三、跨文化翻译策略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种，如果缺乏对上面两种思维模式的了解，就必然会造成一些误交际，而对于跨文化翻译，如果译者对语言的这种文化属性缺乏认识，也会造成误译或错译。以下试举两种常用的翻译策略。

虚/实转换

汉语讲究“实”，英语讲究“虚”，因此在翻译就必须在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模式之间进行虚/实转换。如：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As you sow, you will reap）

瓮中之鳖（to be in a place from which escape is impossible）

I talked to him with brutal frankness (我对他讲的话虽然逆耳，却是忠言)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汉语句子的“瓜”、“豆”、“鳖”都是具体和实在的实物，它们能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也能从大脑记忆储存中找到相对应的形象。在进行汉英转换时，就不能忽视汉英之间不同的思维模式。故此处化“实”为“虚”，英语动词sow和reap，表达了一种较为虚泛的动作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动词的宾语被虚化和泛化了，失去了具体的实物联想性。名词escape也是一种被泛化的概念，难以产生中文“鳖”入瓮的具体形象。brutal frankness，也是表达了一种虚泛的意义，frankness用名词后缀ness，这一后缀也是表达事物的一种属性、状态和程度，是典型的英语名词化优势。翻译成汉语时，成了“逆耳”和“忠言”，也时一种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形象，能在大脑中产生类似经验的联想。

英语的“虚”化除了使用大量的“虚化词缀构词”之外，另外一点就是“用介词表达比较虚泛的意义”。[8]英汉两门语言在介词的数量和用法上都有较大的区别。王振中在《英语介词用法比较》一书中，统计英语介词和介词短语的数量为146个[9]，而相对而言，汉语介词却要少得多，尽管在数量上意见不一。李晓琪在《现代汉语虚词手册》中共列举了56个汉语介词[10]，而马贝加在《近代汉语介词》一书中罗列了99个汉语介词[11]。由于英汉介词使用频率不对应，翻译时就不能拘泥于字面的对应，而应该从跨文化的角度，根据具体的语境，从整体上把握意义，灵活变通。在翻译的过程中，虚/实转换是行之有效的一种策略，比如：

My arm is out. (手臂脱臼了)

The goalie is really on. （守门员表现出色）

The Labor Party was in.（工党执政。）

以上列举的三个介词，在英语中极为常见，而汉语的介词却缺乏这些对应的介词用法，汉语介词多表时间处所，如，“从”、“到”、“在”，或表方式，如“按”、“根据”，或表目的，如“为了”，表原因，如“因为”、“由于”等。因此，考虑到英语介词的这种独特用法，在翻译时就把介词转换为动词，化“泛”为“实”。

动/静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