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园绿地社会差异性研究

城市公园绿地社会差异性研究

【摘要】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共同环境，并改变着世界城市与区域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讲，评价城市竞争力时，诸如城市公园等公共设施的现状、不同阶层公民对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状况等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公园绿地，社会空间，空间公平，社会差异，综述

引言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共同环境，并改变着世界城市与区域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讲，评价城市竞争力时，诸如城市公园等公共设施的现状、不同阶层公民对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状况等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此，各国政府普遍制订了相关的公共政策和标准规范，不仅提出人均公园绿地的最低标准，还针对公园的特殊属性提出最小服务半径标准，以保障公园绿地的服务能力和效率。但是，当评价这些公共政策的效果时，孤立地比较绿地的数量和只了解“平均的”人群享有这些绿地的数量和使用水平是不够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进一步了解社会各阶层拥有和使用公共绿地的分化情况，了解享有公共绿地最大使用权的人是否包括那些最需要它的人。作为公共物品的公园绿地的供给；应体现公平兼顾效率的理念，即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服务（公平）和为真正需要的人提供服务（效率）的思想。现有政策指标用于评价公园服务能力的公平性和效率时，不能体现公园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居民使用公园的实际可达性、公园服务覆盖的实际人口数及覆盖人群的社会经济属性（经济、种族、宗教、性别、年龄等）的差异性等。

因此，本研究简要梳理了国外在城市公园绿地社会空间的供给和差异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本研究中的城市公园绿地指向公众开放的、以游憩为主要功能的绿化用地，它是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城市整体环境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该界定范畴与国外的“城市开敞空间”基本相当。另外，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经济（socioeconomic status，以下简称SES）相同的人从社会中获取的需求物品大体相等，SES通过个人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声望等变量来度量。本研究中的“社会差异”指SES不同的人群即处于不同社会分层等级的群体拥有某种物品的空间差异性或消费某种物品的特征差异性。城市公园绿地的社会差异研究包括将公园绿地与其周边邻里或社区的人口SES特征相结合，研究其空间布局的差异性和使用的分化特征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和机制等。

一、公园绿地的社会空间性质

纵观公园绿地的发展历史，其主体功能与价值目标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演变，经历了景观化、生态化、人文化、社会化四个发展阶段，分别对应于1830年代到1900年代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环境整治和美化运动、1900年代到1960年代全球生态问题背景下的自然环境保护运动、1970年代到1990年代强调对个体的人（社会意义上的人和生物意义上的人）的人文关怀和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群落马赛克化背景下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公园绿地的社会文化功能自古有之，但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工业化前期和工业化时期主要表现为改善城市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主动和被动的休闲功能。工业化后期表现为人本

主义的社会功能，注重与人的尺度相适应的人的生理、心理需求；表现为熔炉式的民主场所，意味着穷人、富人、工人、商人、文人等的差异性以完全的平等为基础，寻求一种自然文化表达混合的一致性和同一化，但同时也注意到因种族和阶层差异引起的绿地的负面社会隔离效应。后工业化时期表现为对不同种族、文化、阶层、年龄等社会群落的关注，并充分满足各种马赛克式城市文化的需求和愿望，正如托普森（Thompson）的观点：不是把公园当作“熔炉”，我们需要“色拉盘”，在这里，能够看到不同文化的个性表达。公园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它是促进社会交流融合、和谐发展的场所，是异质性社会的黏合剂。因此，公园绿地更应表现出罗杰斯（Rogers）的“邻里之间的户外房间”、托普森的“陌生人的会场”、雅各布斯的“街头芭蕾”、芒福德的“城市剧场”、怀特的“城市舞台”等社会空间的作用，并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主要研究阶段和内容

（一）2000年以前的个案式研究

1、“绿墙”式的社会隔离性

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简·雅各布斯等就提出公园绿地的社会隔离（排斥）功能，即公园作为分界线的功能带来许多诸如低利用率、最小的交通通行、低维护造成植被生长不佳、景观败落、垃圾遍野等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她还指出，纽约位于曼哈顿北部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的晨边公园将穷人、纽约黑人住宅区的主要少数族裔与白人、中产阶级隔离，具有分界公园的性质。分界公园隔离了不同SES的邻里，使邻里关系变得贫乏，因为它减少了开敞空间资源的利用，继而使之变成废弃的景观。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公园作为社会交往的可变场所，公园的实际位置和设计有助于确定它是熙熙攘攘的活动场地还是令人失望的城市真空。因而，如果公园形成的边界被周边邻里感知为绿墙而不是绿色空间，规划者和管理者理应采取策略和改变措施，处理屏障现象的真空效应。

到1990年代，出现了关于公园社会差异现象的定量和学术化的研究，最典型的是地理与规划学背景的索尔卡夫（Soleckiav）等人的研究。他们首次清晰地界定了分界公园（boundary park）的概念，并从人口统计数据出发，重点研究了位于波士顿两个中心SES差异显著的邻里之间的四个公园。该研究采用物理生物学方法，利用公园植被生长特征及其周边邻里的种族、收入等客观数据，判断位于SES差异显著的邻里公园，因社会隔离或社会排斥而产生“绿墙”式的负面“屏障效应”。这与雅各布斯“真空效应”的观点相似，并且承认这种绿墙现象在某些城市公园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2、“绿磁”式的社会融合性

农林专业背景的格博斯特（Gobster）以批判的眼光、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检验索尔卡夫所谓的“绿墙”现象——其是否存在、如何发生作用、其结果可能是什么；其通过芝加哥公园的案例研究表明，索尔卡夫界定的边界公园其功能更象“绿磁”而不是“绿墙”，即不是“绿墙”式的隔离和屏障功能，而是“绿磁”式的融合和催化剂的功能；并指出，美国城市居民在种族和阶层上还存在许多隔离，各种改善这种关系的目标就包括提供交往的机会，特别是儿童和青年，城市“边界公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接触场所，通过创造安全的、有吸引力的环境和机会，边界公园能够在改善人种混合和交流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通过研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