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与“文言的终结”

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与“文言的终结”

时世平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题号】J3

【复印期号】2013年03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2年5期第79～84页

【英文标题】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End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简介】时世平，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天津300191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向，一是意译方式，二是直译方式，前者以严复等封建士大夫为代表，后者以周氏兄弟等精英知识分子为代表。严复等人立足于汉语，以汉语为中心，强迫外来语迁就汉语的传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西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语言系统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与严复等人以中化西的视野及中国文化优势论不同，鲁迅将中西文化作为两大相互平行并各具价值的文化体系来对待，意在借《域外小说集》的直译方式，为中国小说现代化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式。由于受到章太炎语文观的影响，周氏兄弟倾向使用古奥语体翻译中国传统小说里完全没有的西方象征主义与心理描写，这是一种对先秦古汉语近乎偏执的使用，且逐字逐句地对应外文的内容甚至是语法，这无疑是对文言文表达能力的一种极限试验，很难被当时读者所接受。从严复等人到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将文言对于现代思想的涵纳能力做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失败，预示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言对于西方文化翻译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翻译实践促使了“文言的终结”。

【日期】2012-05-20

【关键词】翻译/归化/异化/文言

一

“在历史上，一个大的文化运动往往有一个翻译运动伴随或作为前驱。中国在19、20世纪之交酝酿着一个文化上的巨变，也有一个翻译运动应运而生”①。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平等进行的，这种不平等的交流使得翻译实践展现出各种不同的面相。据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古老、实力强大的国家，由于其文化传统较长、较强且能自给自足，往往把翻译文学置于次要地位。处于次要地位的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内构成了一个边缘系统，对目标文化中的主流文学规范难以形成重大的影响，并且，翻译文本所遵循的是该文化既定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是保守的。而且，在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的时候，译者多不自觉地在翻译中寻求现成的语言形式。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就此产生：“翻译，本该是可以被用来引进新的观点、表达方式和特征的，却成了维护传统情调的手段。”结果，“译者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在外语文本中找寻最佳的现成模式之上”②。其目的在于巩固现有的审美规范，而不是引进新的语言技巧。也就是说，更多地倾向于归化式翻译。

归化，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在自身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作为补充，外来文化被自身文化所“化”，因此，归化的结果，就是外来文化要改变原有的身份：文化的、语言的、文体的，等等。在晚清的翻译运动中，以严复等翻译界巨擘为代表的以文言为中心的归化式翻译是主流。他们所生活的年代，中国仍处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封建帝王和臣民们仍抱有华夏中心的成见，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在世界上居于强大优势地位。

西方列强的逼促所带来的危机感，并没有让君臣的大国意识、文化优胜意识瞬时瓦解。虽然现实中的挫折感让严复等人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与文学作品，但是，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却不可避免地在翻译中显现出来。

严复借古文来译介西方文化，在翻译实践中，他立足于汉语，以汉语为中心，强迫外来语迁就汉语的传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西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语言系统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各种差异。这种以中化西的翻译原则，在吴汝纶给严复的信中便显露出来：“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并且认为，翻译语言必须坚持如下原则：“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③。这种“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对于翻译水平的评判标准，是指译文应该用中国古代雅文学的语言去翻译。在《天演论》的翻译中，严复顺应国人的阅读习惯，对原文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进行了改写，完全采用了古典小说惯常的第三人称叙事——将原文中的“I”替换成了第三人称的“赫胥黎”。并且，为了更好地减少国人的阅读排斥，严复按照传统文言小说的既有体裁惯例，袭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并创制了一个史诗般的开篇，即《天演论·导言》开头的一小段。这样的体例，无形中消除了阅读者对于西方的源语文本的排斥感与陌生感。

这种归化式翻译恰正是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的表征。这样的翻译定位，使得目标语，也即文言成为高于源语的文化存在，目标语所需要的是源语中所含的“新的思想”，至于其文体形式、语言风格等，都可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严复对于《天演论》的改造，并非像他所言“信、达、雅”，而是有时为了“雅”，不得不牺牲“信”和“达”。冯友兰先生指出，在严复的翻译实践中，“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像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④毫无疑问，这也是严复受到桐城大家吴汝纶及其他士大夫推崇的原因了。这一点周作人有所评论：“在严译的《天演论》内，曾有吴汝纶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演的思想，他以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只因为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如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这便是当时所谓‘老新党’的看法。”⑤在严复的翻译中，一向居于正宗的文言传统“化用”了本来异质的外来文化。

人称改变在林纾的翻译中也可见到。在其所翻译的《茶花女》中，林纾将第一人称替换为第三人称“小仲马”。不过，相对于严复而言，林纾的翻译小说更加失真，甚至可以说是借西方材料的自我再创作，个人化色彩浓重。“林先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事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不但逻辑上说不过去，我还不解林先生何其如此之不惮烦呢？林先生以为更改意思，尚不满足，巴不得将西洋的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一律变成中国式，方才快意。”⑥

这种追求“以中化西”的归化式翻译，在同时代的其他人的翻译中也有表现。比如翻译《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的梁启超，翻译《电术奇谈》的吴趼人，以及前期的包笑天等，都存在类似的问题。那时评论界对于翻译水平高低的评价，也多以译笔为讨论对象，而目标语对源语的翻译是否符合“信”与“达”反倒在其次了。从实际翻译效果看，归化式翻译虽然聚拢了大量的读者，当时的影响也颇大，但就“信”这一点而言，他们都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郑振铎认为：一是妥协，即在内容上不敢违背中国读者的品位及伦理观，甚至以牺牲个性来和中国旧势力妥协；在形式上也把它译成文言及章回体。二是利用，即简单地想利用外国作品来作改革的工具。三是不忠实，翻译的差错很多，甚至还任意更改。这种以汉语为中心的归化式译法，虽然尚可做到对原作主旨的尊重，但对原文的“误读”、“漏译”、“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