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_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二_王维坤

1997年第3期第27卷(总96期)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 U RN A L O F N O R T HW ES T UN IV ERSIT Y
Philo so ph y and So cial Sciences Editio n
№.31997
Seria l N o.96
V o l.27
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
——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二
王维坤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摘　要　本文是作者探讨隋唐长安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的系列研究论文之二,主要是根据考古学新发现的遗迹现象,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与天体设计思想、城内六岗与周易六爻、城东南隅与曲江池之间的内在连系进行了新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见解。

关键词　隋唐长安城　都城建制　六岗　六爻　曲江池
去年暮冬,在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1956～1996)之际,我曾为《考古文物研究》文集撰写了一篇拙文,从宫城的位置、皇城的新设立以及外郭城的建制三个方面对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和布局进行了初步探讨①。

由于受篇幅的限制,还有一些有关都城设计的问题在拙文中未能言及。

为此,今特撰此文,再作进一步分析与探究。

一、都城建制与天体设计思想
自古以来,历朝统治阶级对于新都城址的选择,向来都是十分重视的。

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城址选定在龙首山原上,同样也是太常寺太卜署卜食相土的结果。

这一点,可以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丙申之日的诏令中看得一清二楚。

即“王公大臣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

……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

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

……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

”②值得重视的是,这座都城的设计与布局有别于汉代以前的都城,它将宫城固定在全城的北部中央;新设立的皇城紧靠其南;外郭城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相当于天体子午线的南北主干大街朱雀大街(亦名“天门街”③),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南北形成外郭城明德门与宫城承天门、皇城朱雀门遥遥相对的格局。

这种设计思想与布局,应该说是都城模仿天体设计的一个缩影和真实写照。

据逸人先生考证:“唐朝的京城长安,……北枕龙首原,南跨重岗,由北向南,依次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重,同用一道北城垣。

这种布局的设计,是负责修建的宇文恺所创立,他改变了前代的都城建筑设计思想。

虽然仍旧秉承前代的象天思想理论,但是,他把宫城的位置由汉代的西南隅改到了正北,这种`面市后期’的形式,一反秦汉以来`面朝后市’的布局,在我国古代城市建筑设计思想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宇文恺以天象设计,宫城象紫微垣,位于正北;皇城象地平线以上,以北极星为圆心范围以内的天象;外郭城象周天之内。

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北极为天中而众星拱之的思想。

”④此后不久,张永禄先生也明确指出:“从古人`建邦设都,必稽玄象’(《旧唐书·天文志》的象天设都思想看,这种布局也体现了以宫城象征北极星,以为天中;以皇城百官衙署象征环绕北辰的紫微垣;外郭城象征向北环拱的群
此项研究得到陕西省教委专项科研基金(95JK096)资助,对此作者深表谢忱!
星等天象观念,所谓`天国维东井,城池起北辰’(唐张子容《长安早春》诗),从而在都城的布局上,增加了皇权统治的神秘色彩。

”⑤上述这些颇有见地的见解,看来是有一定的说服力。

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选择城址,事先必须进行所谓“谋筮从龟,瞻星揆日”的天象观察,以便确认此地是否是“宜建都邑”的理想之地。

数年前,我曾撰写过一篇拙文,文中重申过这一观点,即“隋唐长安城依照天象来设计建造不是没有可能的”⑥。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目前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旁证资料。

1、假使说隋唐长安城是依照天象设计的,那么它同汉长安城一样,也应该存在一条南北向的超长建筑基线,与相当于天体子午线的主干大街朱雀大街重合。

1993年10月,陕西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文物调查研究室的考古工作者,对三原县嵯峨乡天井岸村的古遗址进行调查时,曾发现几组西汉大型建筑群的轴线竟与汉长安城南北轴线相合。

这应是一条顺汉长安城南北轴线延长的超长建筑基线,它南起子午谷,北至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全长74公里,直度与精确度极高。

与真子午线夹角仅0.33°。

而且这条超长建筑建线符合古代阳九阴六的法则,具法天意识。

这条建筑基线,将天、地、山川、陵墓、都城一以贯之,使之协调为一整体;自北而南,以天、先王、王、地为序的宗教意味排列;其间充满法天意识,使这一庞大的建筑体系,表现出天与地、阴与阳、死与生、尊与卑,以其南与北、子与午等多种对应关系,充分体现了古人的缜密构思⑦。

这一发现,同时也为我们研究隋唐长安城模仿天体设计提供了一条佐证。

现在来看,《唐六典》卷七“南直终南山子午谷”的记载是值得可信的。

1995年,傅熹年先生发表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其中涉及到了隋唐长安城的规划手法问题。

他指出:“隋在规划大兴时,使用宫城皇城东西广A和南北总长B为模数,先把全城划分为若干区块:在宫城、皇城东西侧部分是面积为BX B的区块,也可视为两个BX B/2的区块相重;在城南部,中央位于皇城之南是三个AXB/2的区块,两侧各有三个B X B/2的区块,这些以A、B为模数的区块,或东西同广,或南北同长,排列整齐,其间按规划留出所需街之宽,先构成全城大的方格网,然后再在各区块内划分为若干坊,并使其东西成列,南北成行,形成全城的棋盘状方格街道网。

”⑧从中可以清楚看出,隋唐长安城的中轴线不仅与真子午线在一条直线上,而且北部正直对相当于北极星的太极宫中心太极殿(即隋大兴殿)。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先生形象地将隋唐长安城称之为“宇宙之都”,并绘制了一张带有“五服”(古代将王畿外围每500里划分为一区划,按距离的远近分为五等地带,称之“五服”。

名称分别为候服、甸候、绥服、要服、荒服)的宇宙之都图。

所谓服,就是服事天子。

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天子统治天下的意思。

妹尾先生认为:“长安,最好看成是把天空秩序投影于地上的宇宙之都。

站在地上的一个人物,受上天之命做了天子,成为天命的代言人。

对于受命于天的舞台来说,国家仪礼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受命天子以皇帝的身份来统治天下。

作为宫城中心的太极殿(隋大兴殿),通过宇宙轴与北极星相连,天空的秩序与地上的秩序,以天子皇帝为媒介将两者同王都长安紧紧相连。

连结宫城两义殿、太极殿、承天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都市平面的中轴线,与天的子午线相对,也成为每年举行确认受命国家仪礼的神圣仪礼线。

在轴线的左右两侧,根据阴阳五行思想对称地配备了各种建筑物。

例如,从具有代表性官衙门下省(左省、阳)和中书省(右省、阴)可以不难看出,不仅仅只是建筑的位置,而且就连组成各官衙的官吏品级、人员也是对称地、有计划地加以全盘考虑。

这与其说是重视官僚制度的机能,倒不如说是重视视觉上的以天子皇帝为中心的建筑秩序,凭借这种象征力,是想超越建国当初行政力的界线。

”⑨即使说“大明宫虽然位于城外东北部,也呈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从南至北依次为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太液池、玄武门、重玄门。

这种对称布局形式对中国后代城市建筑,尤其是都城建筑有深远的影响”10。

正因为如此,妹尾先生将长安称之“秩序之都”。

其实,这里所说的“秩序之都”,也就是“天体之都”、“阴阳之都”、“等级之都”的代名词。

2、假使说隋唐长安城是依照天象设计的,那么我推测皇城城墙的四角似乎应该筑成圆形状。

在此之前,逸人先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

他提出“汉长安城西南角为圆形,就是象天之天极。

这种设计思想与秦咸阳建城形制应当是有相承的社会历史思想根源”。

并且指出:“唐长安城的西、南墙基上,五代时,韩建重建,保留有以前一些旧制度,如城的西南角为圆形,与其它各角的直角不同。

就是沿袭汉代未央宫的遗制。

”1不过,对于城角这个问题,贾麦明同志持有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现存的圆形西南城
角,并不是隋唐长安城皇城西南角的遗存,而是元代在修建奉元城时,模仿“蒙古包”的形状,将原来的方形城角改造为圆形城角所致12。

至于以上这两种观点是否可以成立,在尚未全面开展考古工作(不过,曹静在《西安城墙》(《文博》1986年第2期)一文已披露:“在城墙沿线发现明代城墙利用唐皇城东南角向东延伸的夯土接茬处、唐清明渠遗址和唐皇城西北角的圆形角台。

此外,还发现了唐安上门、朱雀门、含光门、顺义门、安福门遗址、遗迹。

”这一发现,值得重视。

)之前,我觉得暂先以不下结论为宜。

但是,有关唐代皇城三次重大改筑的文献记载,倒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次的改建时间是在唐天佑元年(904)。

据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记载:“新城,唐天佑元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

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

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门、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

城之制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

今存者唯二重,内重其址尚在。

东(按:此下应用“西”字)又有小城二,以为长安、咸宁治所。

”在上述文献中,并没有看到任何一条有关包括皇城城角在内的城垣改建的记录。

这座新城,元代称之奉元城,也可以说是晚唐、五代至元代隋唐长安城皇城的情况。

第二次扩建和增修城垣是在明洪武六年(1373)以前。

据《陕西省通志》记载:“洪武初,都督濮英增修,周四十里,高三丈。

门四,东曰长乐,西曰安定,南曰永宁,北曰安远。

四隅角楼四,敌楼九十八座。

”当时在增修城垣时,一方面是继续沿用了韩建所改建的长安城(即元代奉元城)西垣和南垣,东、北两面则向外扩展了约四分之一;另一方面是以位于奉元城东北方的秦王府(明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封其次子朱木爽为秦王,同年七月下令修建秦王府)为基点,分别将东垣和北垣向南、西两面延伸,与奉元城的南垣和西垣相接。

这样一来,就奠定了明代西安城的规模。

这一点,从耿炳文等人在洪武六年(1373)七月给朱元璋的奏表中看得十分清楚。

奏表说:“军士开拓东大城(按:这里是指“秦王府”的东城垣)五百三十丈,南接旧城(按:这里是指奉元城”)四百三十六丈,今又再拓北城(按:这里是指秦王府”的北城垣)一千一百五十七丈七尺,军力不足,西安之民耕获已毕,乞令助筑为便。

”随后,朱元璋批示道:“俟来年农隙兴建”,并“命中书省考形势,规制为图以示之,使按图增筑。

”13由此推之,大规模地增筑应在洪武七年(1374)“农隙”之时。

虽然说这次扩建工程空前浩大,增筑城垣最长,但是并没有只字谈到奉元城西南角的改筑问题。

第三次增筑是在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巡抚张祉在版筑的土城墙之外,包砌了一层青砖,用以加固。

思宗崇祯末年(1642年左右),巡抚孙传庭又修建了四关城。

至此,今所看到的西安城的规模就完全具备了。

从上述三次增修工程可以明显看出,隋唐长安的皇城西南角,不仅在唐末重修新城、元代改建奉元城时没有改动的记录,甚至在明代二次增修工程中,也找不到有关城西南角改建的文字记载。

如果真的是皇城代表天,外郭城代表地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将象征着具有至高无上皇权的皇城的四隅建造为圆形,将外郭城的四隅建造为方形,我认为这种都城设计思想应是“天圆地方”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正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14的真谛相合拍。

二、城内六岗与周易六爻
隋唐长安城在总体设计上,宇文恺很好地利用了“帝城东西横亘六岗”15(当时人亦称六坡)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有利地形,依照《周易》的乾卦理论,对六岗作了一种合乎唯心主义的解释,将它视之为《周易》中的乾卦六爻。

爻本身来说,也有阴爻和阳爻之分,“--”符号代表阴爻,“—”符号代表阳爻。

值得注意的是,阴爻和阳爻的称谓是有区别的。

“阴数六老而八少,故谓阴爻为六也”;“阳数九为老,七为少。

老变而少不变,故谓阳爻为九。

”16阴爻分别称之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阳爻则分别称之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谈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澄清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宇文恺当初是将“帝城东西横亘六岗”究竟是视为乾卦阳爻呢?还是视为乾卦阴爻呢?其实,这个问题若从六岗的地形上来分析是不能解决的。

既然六岗是东西走向,连绵不断地延伸,况且又是自北向南,由高向低,错落有致的排列,两邻坡头的高差,一般都在5～10米之间。

即第一、二条坡头的海拔高度为400米,第三条坡头的海拔高度为410米、第四条坡头的海拔高度为415米,第五条坡头的海高拔度为420米,第六条坡头的海拔高度为430米。

六岗的这种排列顺序,很显然是被宇文恺作为《周易》中的乾卦阳爻的“
≡
≡
”形状来加以渲染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六岗自北向南应该依次称为“初九、
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17。

1983年,马正林先生从唐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上对六岗进行过颇有意义的探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不过,马先生将六岗分别称为“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18。

现在看来,应将“九一”和“九六”分别改为“初九”和“上九”较为确切一些。

尤其是宇文恺在设计、建造隋大兴城的宫城、皇城以及外郭城时,出于对统治阶级自身的安全和切身利益的考虑,他充分利用了城内的地理特征,对六岗进行了一系列地特殊处理。

即在每座高岗之上,分别建造宫殿、官衙、王府、寺院和道观,以此来达到高度控制全城的目的。

据文献记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

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

”19“初九”高岗位于外郭城北垣的北侧,与穿越外郭城南垣“上九”高岗遥相呼应,形成了隋大兴城的南、北两大军事防御屏障。

“初九”高岗被视为“潜龙”,属于“勿用”20之地。

“上九”高岗被视为“亢龙有悔”21之地。

“九二”高岗被视为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2之地。

说通俗一点,就是将这块圣地视为“真龙”天子出现的地方,所以在此只能“置宫城,以当帝王之居”,“常人不足以当之”。

“九三”高岗位于宫城的南部,此处被认为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23的佳境。

宇文恺在设计时之所以重视此地,看来是出于对“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24的考虑,首次在宫城之南新设立了皇城,很显然寓意着文武百官大臣效忠皇帝之意。

所谓“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这不能不说是“隋文(帝)新意”25。

“九四”高岗之地虽说不能与“贵位”的九五相媲美,但依然被达官显贵们一直视为较为理想的宅地。

平康坊先后是隋太师申国公李穆、国子祭酒韦澄、唐太宗第十九女兰陵公主、太子右庶子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孔颖达、尚书左仆射褚遂良、刑部尚书王志忄音、户部尚书崔泰之、侍中裴光庭、左仆射李靖、右相李林甫等人的宅第26。

更有意思的是,李靖和李林甫两人先后居住的的宅第还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据《宣室志》记载:“泓师者,以道术闻,常过李靖宅,谓人曰:`后之人有居此者,贵不可言。

’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李林甫为奉御焉。

泓师曰:`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

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及矣。

’林甫果相玄宗,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庳,不可乘以过,遂易旧制。

既毁其檐,忽有蛇十数万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复毁焉。

未几,林甫竟籍没。

”27务本坊内除了唐中央最高学府国子监之外,也还有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左龙武军统军归诚郡王程怀直、河中节度使兼中书令张茂昭、左散骑常侍于德晦、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卢钧等人的宅第28。

崇义坊有招福寺,并是蜀王西阁祭酒萧胜、太子左庶子驸马都尉苏勖、博陵郡王崔元日韦、秘书监马怀素、刑部尚书韦坚、赠太尉段秀实、尚书左仆射窦易直、剑南东川节度使王承业、太常寺协律郎李贺、前进士司空图等人的宅第29。

安仁坊是宁王宪之外祖尚书左仆射刘延景、薛王业之舅父汝州刺史王昕的宅第,享有“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30之赞誉。

同时,还是玄宗第二十五女万春公主、户部尚书兼殿中监章仇兼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义成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谷郡王张孝忠、太子右庶子崔造、太子宾客燕国公于由页武昌军节度使元稹、太保致仕岐国公杜佑等人的宅第。

丰乐坊内建有法界尼寺和大开业寺和李昌符之宅31。

兴化坊有空观寺,还有尚书右仆射密国公封德彝、分阝王守礼、京兆尹孟温礼、租庸使刘震等人的宅第32。

位于高岗上的宣阳坊、安邑坊,也是如此。

前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贵妃之妹虢国夫人杨氏等人的宅第,就选在宣阳坊。

虢国夫人仅建一座“合欢堂”,就“价费万金”。

除此之外,万年县廨也设在该坊东南隅,其门屋竟是出于宇文恺之手。

“太平公主降薛绍,于县廨设婚席。

初以县门隘窄,欲毁之。

高宗敕,宇文恺所造,制作多奇,不须毁拆也”3。

安邑坊有奉诚园、元法寺、太真观,还有左卫大将军范阳公张延师、金吾大将军杨执一、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国公李吉甫等人的宅第。

《卢氏杂说》曰:“李吉甫宅,泓师谓其地形为玉杯,牛僧儒宅为金杯。

云玉杯一破无复全,金杯或伤重可完。

……吉甫宅至德裕贬,其家灭矣。

”34“九五”被视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35。

正因为“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36。

玄都观建在“九五”高岗的崇业坊,兴善寺则建在“九五”高岗的靖善坊。

也正因为“九五贵位”的缘故,所以自然也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唐宪宗时曾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裴度从兴元(今汉中市)入朝,由于将私宅建在“九五”高岗的永乐坊(即平乐坊),所以立即成为反对派张权舆攻击的主要话柄。

他向皇帝谗言道:“度名应图谶,宅据岗原,不召而来,其意可见。

”37更为滑稽的是,天
宝年间将作大匠康言
巩竟然将他的私宅也建在海拔高度比“上九”还高出5～20米的新昌坊,看来他是打他个人的如意算盘。

“言
巩自辨图阜,以其地当出宰相,每命相言
巩必引颈望之”38。

由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隋唐时期的达官显贵们之所以热衷于在六岗上建寺立宅,其用意就是想凭借这些风水宝地来达到他们自己的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罪恶目的。

三、城东南隅与曲江池
隋唐长安城的整个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形走向,东南隅的海拔高度为460米,西北隅的海拔高度为410米,最高处与最低处之间的高差已达50米以上。

隋代初年,宇文恺在建造大兴城时,看来是充分利用这一自然地理条件对这里进行了别具匠心的设计,有意识地将这里开辟为“曲江”39风景区,“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以为池”40。

所以说,曲江池并不是天然池塘,而是依靠人工在秦汉宜春苑的基础上开凿而成的。

唐代开元年间(713～741),曲江池进入到了大规模地扩建和营修时期。

一方面开凿黄渠,从南山大峪口引水北流注入曲江池内,加大水量,使池面扩大到约七十万平方米;另一方面沿曲江池畔,不断地兴建行宫台殿,百司廨署。

遂使曲江宫殿连绵,楼阁起伏,花卉环绕,垂柳成荫,湖水清澈,成为名副其实的风景胜地。

这一点,在《剧谈录》中有明确的记载。

即“曲江池,本秦时阝岂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障。

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兹恩寺。

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节。

即锡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惟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

倾动皇州,以为盛观”41。

值得重视的是,“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发左右神策军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池,修紫云楼、彩霞亭。

内出二额,左军仇士良以百戏迎之,帝御日营门观之。

仍敕诸司,如有力要创置亭馆者,宜给与闲地任营造。

先是郑注言,秦中有灾,宜以土工压之,故浚昆明、曲江二池”42。

这里,使我联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即宇文恺为什么要在隋唐长安城的东南隅开凿曲江池。

既然中唐权臣郑注所说“秦中有灾,宜兴工役以禳之”43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隋初宇文恺在城东南隅开凿曲江池显然也是出于“压胜”的目的来设计的。

这种设计思想,我认为主要是受了《史记·日者列传》所谓“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4的直接影响,并且成为后来日本都城平城京模仿隋唐长安城的重要内容之一。

1992年,我在一篇拙文中曾经这样写道:“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是,日本平城京的建筑设计师们,完全不顾平城京地理形势的限制,极力追求同隋唐长安城`曲江池’的位置保持一致,在与隋唐长安城相应的位置上,也用人工开凿了一所`越田池’(后来被称为`五德池’)。

”45严格来说,隋唐长安城的这种设计是模仿天体设计的,而平城京的布局则是从隋唐长安城那里直接模仿过去的。

据我本人初步研究,宇文恺之所以要在城南东隅设计建造曲江池,自然是有他的理论根据。

除了上述所说的《史记·日者列传》之外,估计当时他还参考了《列子·汤问》、《淮南子·天文训》、《论衡·谈天》以及《博物志》等文献记载。

其一,据《列子·汤问》记载:“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

断鳌(按:高诱注曰:`鳌,大龟也。

’)之足,以立四极。

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

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46其二,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47其三,把《论衡·谈天》记载:“儒者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

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

此久远之文,世间之言也。

”48其四,据《博物志》记载:“天地初不足,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足以立四极。

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帝,而怒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后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注焉。

”49
上述这些文献记载,显而易见都是来源于同一神话传说。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体的朴素认识。

宇文恺作为天子“宇宙之都”的隋大兴城设计者来说,自然也会将这种朴素认识与阴阳五行加以糅合贯彻到设计的自始至终。

总而言之,隋唐长安城模仿天体的这种设计,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汉代以前都城所无法比拟的。

例如,宫城位置座北朝南的改变、皇城的新设立以及在城东南隅开凿曲江池等,这都应是模仿天体设计建造的典型事例。

无独有偶的是,如果说隋唐长安城将郭城外西北地势较低一带开辟为禁苑、将“地高不便”的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