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福利问题

美国社会的福利问题

贫穷似乎是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最有争议的就是社会福利，尤其是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现金和食物补助。这项福利计划的目的是帮助贫穷人家，让他们重建财务生机，但是，许多人抱怨所得到的结果正好相反。

人们关于福利活动的想象部分地可以从苏珊·希汉（Susan Sheehan）的著作《福利母亲》（A Welfare Mother，1976）中得到反映。该书描绘了一家三代依靠社会福利的情况，指出社会福利拴住了穷人，而不是帮助他们摆脱贫穷。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回应希汉的观察，指出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在美国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这个国家大约1/10 的人口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依赖国家的社会阶级，几乎没有人希望打破阶级局限获得自由。或许我们应该称这些人为被抚养的美国人”。（1978：56）

很多人相信，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工作，乔治·基尔德（George Gilder）是他们的代言人，他说社会福利制度让穷人丧失了对自己负责的激情（1990）。罗夫·西格曼（Ralph Segalman）和大卫·马兰德（David Marsland）也支持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社会福利已经变成了世界各地的穷人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他们强调，在依靠福利的家庭中出生的小孩，长大后也比较容易像他们的长辈那样依靠社会福利维持生活（1989）。

社会福利作为暂时的补助（这是大众的认知）和社会福利作为永久的权利（这是主管社会福利官员和规划者的认知）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意涵。社会福利国家，总体上而言，已经放弃了让当事人恢复自给自足地位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大多数社会福利制度倡导者所支持的想法）。原本应该是暂时的援助，却变成社会福利国家永久的成本。结果是，社会福利阻碍了生产力和自给自足，并且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得到认可的行为——把依赖当成规范。（Segalman and Marsland 1989：6-7）

这些针对社会福利负面效果的观点普遍存在于社会大众中间，甚至存在于对这个制度的宗旨持同情立场的人中，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葛瑞格·邓肯（Greg Duncan）指出，人口普查资料似乎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贫穷的人被困在贫穷之中不得脱身。谈到各个时期贫穷人口的比例时，邓肯说：这些人口逐年变化的百分比通常不超过一个百分点，人口普查的其他指标也显示，贫穷人口的特征每年变化不大。资料一再显示，贫穷通常来自女性、低教育程度者和黑人当家的家庭。

有证据显示，连续两年有1/8的人口是穷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这和有关穷人的总数不变的推断是一致的。还有，证据和刻板印象也一致，即穷人恒穷，最贫穷的家庭几乎没有机会自我改善生活（Duncan 1984：2-3）。但是，邓肯又忠告，对这类人口的如此观察可能隐藏了某些变化。尤其是，不变的贫穷人口百分比，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同一批家庭年年都处于贫穷之中。理论上，每年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家庭。

为了确定贫穷和福利的正真本质，密歇根大学进行了收入动态的广泛研究。他们追踪了1969~1978年10年间5，000户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个期间正好是希汉所称的“福利母亲”时代。结果发现，在1978年有8.1%的家庭领取部分福利，3.5%的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社会福利（Duncan 1984：75）。而且，这些百分比在10年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在表面数字的背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10年间，有1/4的家庭至少领取过一次社会福利金。但是，只有8.7%的家庭总是依靠社会福利，而且福利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只有一半多一点的穷人在下一个年度还是贫穷，而只有一半不到的穷人在接下来的几年持续贫穷”。（Duncan 1984：3；Emphasis Original）10年中，只有2%的家庭每一年都领取社会福利金，只有1%的家庭10年里不断地接受社会福利。下表列出了研究的发现。

Workers and Familie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75.

这些资料展现了不同于一般人所想像的贫穷景象。在总结他的发现时，邓肯说：大约1/4的家庭，在10年间至少有一次从社会福利那里获得收入来源，但只有2%的人长时间把福利作为收入。很多家庭是因为丈夫死亡、离家、失去谋生能力导致经济危机，才依靠福利渡过难关，支持他们找到全职工作或再婚或两者兼有。还有，大多数来自接受福利家庭的小孩，在离家和自己组织家庭以后，不在领取福利金。（duncan 1984：4-5）(Earl Babbie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