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文献综述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原因的文献综述

【摘要】劳动力转移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本文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根据中国复杂的国情变化，对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多角度有特色地进行归纳，再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简单地定性评价。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收入行政因素综述

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范围扩大，异地就业的比例逐渐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少数沿海经济开发区，出现了全方位的流动。

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们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文献，对劳动力转移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再针对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的影响进行简要评述。

关于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与评价：

一、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促使劳动力转移

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条件。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各部门经济间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乔根森（ D. Jorgenson，1961）认为, 技术的进步引起经济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带来粮食的增长, 如果粮食的供给充裕, 则人口的增长将会达到一个生理上的上限。当粮食的生产超过这个上限时, 就出现了农业剩余, 这时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转移。刘易斯（Lewis，1954）在1954 年曾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本质上也是支持着前面的观点，特点是明确地指出了，生产率对劳动转移的影响作用。它认为一端是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近于零的劳动力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端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因此出现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费

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1961)他们对刘易斯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更加细化一点，他们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和大于零小于不变制度工资这样两部分。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转移的现象来分析，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除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还向第三产业转移，并且比例还在逐渐上升。所以二元结构理论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对我国国情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根本原理还是具有本质的类似性的。劳动力转移具有从劳动生产率低向高转移的特征。

二、收入差异，促使劳动力转移

很多学者认为收入差异是引起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有的学者则从预期收入、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的角度去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托达罗( M. Todaro，1969)[1]则从预期收入的角度去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他认为农村劳动力之所以会向城市转移的原因，转移决策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仅仅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从相对收入差距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他提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下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其基本观点是，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2]。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不仅取决于他们在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距，还取决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迁移后按照当地的生活标准所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3]。显然，很多学者都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但是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收入并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因素。童玉芬(2010)[4]曾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异地转移，但同时就地转移劳动力呈波动上升趋势。

三、行政因素

行政因素，主要是指宏观政策，在我国主要包括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户籍制度等。它对劳动力转移来说一把双刃剑(既是动力又是阻力)，W ang和Zuo早在1989年做过研究，一方面，促进劳动力转移( 蔡昉、王德文, 2003)[5]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力是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 而(蔡昉,1995)[6]改革开放以来扩大了的城乡和地

区收入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另一方面，阻碍劳动力转移，这方面

很多学者都做了研究，一是王美艳( 2005)[7]通过计量研究发现, 外来劳动力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每小时工资差异的43%是由于户籍制度和其它歧视所导致。因此, 农民会将家庭劳动力一部分用于家庭农业, 另一部分用于非农业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Rozelle等(1999)[8]利用一个多元回归模型, 将存在于农村的制度障碍(公粮、社会保障、自由租赁土地和非正规的信用市场) 作为解释变量之一, 发现公粮的减少、社会保障体系、土地租赁市场和非正规信用市场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面影响。宏观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至少，在当前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完全依靠市场对人力资源进行调配，还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宏观政策的指挥棒的作用，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宏观政策的应用一定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动态变化而做出适当地调整，才能更好地指导经济地增长，解决社会问题。

四、劳动力自身因素

（1）经济人的理性决策

哈里斯( R. Ariss，1970)[9]拓展了托达罗观点，假设城市就业工资率是既定外生变量，城乡劳动力市场结算工资取决于市场供需，农民转移与否完全是个人理性决策的结果。当然无独有偶，舒尔茨( W. Schults， 1964)[10]也认为农民在面对成本、收益和风险时是最理性的，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力资本投资重要途径。沙斯特德( Sjaastad，1962)[11]发表的《劳动力迁移的成本与收益》经典论文，阐述了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成本与收益，开创劳动力转移的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研究范式。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研究。假定转移没有任何障碍，劳动市场信息充分，当事人会进行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选择活动，进而构建个人理性决策的微观劳动力转移模型。

斯塔克( O. Stark， 1991) 提出过“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认为迁移的动机不仅来自于城乡两地的收入差距, 而且也来自于其他一些个人和家庭的因素。将迁移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例如家庭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