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家妓制度及其对宋词产生的影响2011-03-29江西社会科学

论宋代家妓制度及其对宋词雅化的作用

郭锋

摘要：家妓是宋代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法律上她们和雇主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但契约条款中又延续了不少唐代奴婢制度的内容，这就形成了她们介于妓妾之间的特殊身份，不仅要用歌舞娱乐雇主，还要用身体侍候雇主。宋代家妓行业普遍采用了契约化的管理方式，这种自由宽松的管理方式，既能满足士大夫富贵风流、高雅脱俗的嗜好，也为宋词的本色雅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关键词：宋代；家妓；契约；宋词；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郭锋（1965-），男，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词学。（河南焦作454000）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宋词与唐宋诗学”（项目编号：2008BWX004）的阶段性成果。

赵宋王朝两次被异族灭亡，其中原因主要是社会风气颓废，自上而下苟且偷安、耽于享乐，家妓制度因此而风靡三百余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但目前研究成果并不多，所得结论比较浮泛，常常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其词。[1]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一系列新材料，探讨宋代家妓兴盛的原因及其对宋词雅化所起的作用。

一、宋代家妓兴盛的原因

女乐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贵族按照等级享有不同数量的歌妓。秦汉以后，达官贵人拥有为数众多的姬妾。唐代具有商业色彩的家妓大量出现，白居易家的樊素、小蛮，韩愈家的柳枝、绛桃在当时享有盛名。五代时期百业凋敝，唯有娼妓行业一枝独秀，江陵一带琵琶多于饭甑，西蜀地区家家有香径春风。虽然五代家妓行业空前繁盛，但远不及宋代的普遍和兴旺。宋代家妓业兴盛的原因有四点：

赵宋王朝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的混乱局面，但这个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大一统王朝并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个建功立业、再造辉煌的机会，反而把百年无事的太平时光变成了苟且偷安、纵欲享乐的风流渊薮。声色最能移人，歌舞妓乐很快就腐蚀掉了这个新兴王朝的朝气。晚唐五代时不登大雅之堂的曲子词，已经渗透到了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宋太祖开宝元年祭祀南郊，曲子词正式进入朝廷郊庙祭祀的雅乐范畴。地方州县迎来送往、觥筹交错等公务活动，士大夫阶层的婚丧嫁娶、祝贺寿诞，都离不开歌妓和曲子词。于是上自朝廷重臣，下到州县小吏，纷纷蓄养家妓。这种情况到南渡以后更是变本加厉，光宗绍熙元年，彭龟年上疏说：“恭惟国家渡江以来，大仇未复，大耻未雪，此正人主卧薪尝胆之时，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余年内外宴安，有若至治。由宫庭达于天下，百官至于庶民，服食器用，屋宇园池，大率犹袭宣和之旧。家蓄声妓，人事游宴，上下一律，习成淫侈，消靡精锐，隳旷职业，至今日极矣。”[2]544-545南宋王朝又一次在轻歌曼舞、醉生梦死中走向灭亡。

科举取士把历代儒者孜孜以求的学而优则仕落到了实处，但是屋下架屋、相互掣肘的官僚体制，意在消耗士人淑世情怀的磨勘法，使士大夫从政的热情消减。文人党争，政局翻覆，又使士大夫远离权利倾轧，转而拿优厚的俸禄、充裕的光阴来追求裙裾之乐、声色之娱。北宋英宗时的辅弼重臣韩琦、欧阳修拥有数目众多的妓妾；南宋贤相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侍妾歌僮、衣服饮食极其华丽；吕颐浩喜酒色，每夜必要纵饮，甚至放纵家妓干预外事；就连铁骨铮铮的胡铨老人，在七十七岁衰暮之年五月刚得贵子，闰六月又纳新妾。一个时代的贤者尚且如此，其不屑者更是把奢侈淫逸当作毕生的事业

推扬到极致。达官贵人经常举办各种家宴，听歌观舞、品评妙妓，从眼神到趾甲、从外貌到神态、从风韵到气质无所不到。还有一些士大夫对这种隔靴搔痒式的文人雅趣不感兴趣，直接追求赤裸裸的床笫之欢。直到亡国前夕的淳祐景定年间，蒙古铁骑纵横大江南北，而王侯馆邸依旧歌舞升平，士大夫照样吃喝玩乐，不以国是为怀。南宋士风日趋无耻，据此可见一斑。

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等大都市城市经济发达，《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録》、《武林旧事》全是围绕着美食美色描写宋代都市生活的。都城有来自各地的美味佳肴、秾装艳妓和令人神往的休闲方式。歌楼妓院、茶坊酒肆是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太平盛世它是政局稳定、市面繁荣的标志；战乱时期百业凋敝，唯有色情行业畸形繁荣。朝廷不仅征收官妓、私妓的楼店钱，还依靠她们推销酒醋等专卖物品。官员与妓女交往逐渐成为工作中的一部分，朝廷对此做了种种限定：非公务活动不准用妓，公务活动只能用妓女侑酒而不能侍寝过夜。这些限制措施反过来又促进了家妓行业的兴盛。官妓、私妓能歌善舞，甚至还能唱难度极高的《清真词》，但她们毕竟以卖淫为主业，猥亵粗俗很难融入上层社会。家妓在特定的范围内为专门的对象服务，更适合士大夫的富贵风流、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

宋代废除了贱户制度，但没有废除娼妓，城市经济高度发展使社会对娼妓的需求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为数众多来自下层社会的女子正好填补了这个需求，因为贫困人口远远超过了罪犯的数量。这在事实上无限的扩大了妓女来源，使每一个良家女子都有步入歧途的可能。北宋青苗法和南宋州县科扰，使老百姓在天灾之后又遇人祸，不得不典妻卖子。江淮、两浙地区形成一个典妻的风俗，孔齐《至正直记》卷二云：“浙西风俗之薄者，莫甚于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其俗之弊，以为不若是，则众诮之曰：‘无人要者。’盖多质则得物多也。苏杭尤盛。”[3]6596姜夔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院，熟悉歌妓们的生活，他在《箜篌引》所写的“长安卖歌舞，半是良家妇。……缘贫来卖身，不缘触夫怒”情况，[4]9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许多下层女子在

走投无路之时，经过官私牙嫂、引置人的诱骗，签立契约，沦落为妓女。

上述这些原因，是家妓行业兴盛的外因。任何一个行业要想保持几百年的长盛不衰，仅仅依靠外部因素是不够的，契约关系从内部机制上保障了家妓业的正常运转。

宋代家妓普遍采用契约化的管理方式。相关的记载，在诗词文赋中随处可见、俯拾即是。但这些当日十分流行的契约文书，今天已很难见到了。[5]66-67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银花》抄录了一份雇主给家妓开的领取工钱的证明文书，其中涉及到了契约条款的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雇主高文虎是通过契约“得成”何氏女的。何氏女最初连名字也没有，到了高家以后才为她取名银花。银花“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余曲，又善双韵，弹得赚五六十套”，[6]272她不同于一般的丫鬟婢女，应该属于家妓一类。高文虎雇佣银花期限为三年，超出期限必须续约。银花实际服务了十一年（1200-1210），其间续约三次。第一次续约时，银花自己不愿增加身钱，依旧按照初约每月与米一斛的标准执行；第二次续约时，高文虎与银花母亲约定“以毎年与钱百千，以代加年之直”；第三次续约及以后结算工钱，都依据这个约定。家妓服务的对象是人，无论多么严密的条款也无法阻挡正常的男女情感。银花与高文虎之间产生了爱情，他们都愿意为对方付出更多。银花多次表示不愿增添工钱，只愿继续侍候高文虎；高文虎也为银花将来着想，不仅允许其再嫁，还馈赠了许多银器充当嫁妆。这些都超出了契约的条款。这份证明文书虽然包括了契约的主要内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份规范的合同文书。我们参照宋代家妓的相关记载，做一补充说明：

其一，关于签订契约的手续问题，这份文书叙述太简单，只是说“庆元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得成何氏女，为奉侍汤药。”到底是如何“得成”的没有细讲。其实这里有一套很繁琐的手续，《袁氏世范·治家篇》谈到签订契约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