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路遥与真实的

真实的路遥与真实的《平凡的世界》

真实的路遥与真实的《平凡的世界》

真实的路遥与真实的《平凡的世界》

路遥，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一个世代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该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因肝病早逝，年仅42岁。本文为你记录路遥：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一生。

在新中国文学的天幕上，路遥犹如一颗流星，在短暂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其作品展现出奋斗不息的昂扬斗志曾经感染了无数读者心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可路遥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郁闷、痛苦和煎熬，以至于他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让我们走近路遥，一起去感悟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透视其鲜为人知而又跌荡起伏的内心世界。

终生与贫穷为伴

路遥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清涧县，原名王卫国。他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亲用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生存，在路遥七岁时，父亲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对于路遥在父母家的生活，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与屈辱。父亲性格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是被抛弃的生活。小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把他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父亲再打一顿。路遥一直在伯父家度过了他的学生年代。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家里也很穷，他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铅笔而发愁。当时，路遥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搞恶作剧，专门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贫困艰难的生活给路遥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

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养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为了证明自己，他参加了考试，结果从一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可伯父无力再供他上学，就找来劳动工具，让他砍柴、放羊。他愤愤地把绳子、锄头扔进沟里，最后通过与家里谈判，勉强给每月25市斤粮票。不够吃，学习完后，他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这段饥饿和屈辱的经历对路遥的人生和创作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都有作者本人的苦难身影和辛酸烙印。我们可以感受到可怕的生活窘境以及少年路遥独特的心理历程。

1973年，路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因当过红卫兵头头，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

学都不敢要他，最后延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申沛昌冒着风险拍板，路遥才迈进大学校门。大学里，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同学白正明说，一身灰的卡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吃饭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美味佳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路遥的养母李桂英老人说。

路遥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但他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还是给四弟王天乐（当时《陕西日报》记者）借的。路遥曾与朋友说过，《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他那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王天乐曾经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景：“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王天乐告诉他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路遥(右一)和母亲及胞弟合照

路遥在陕北农村有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何况故乡的人们，远亲近邻，七舅八姑，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这位出了名的作家伸手?在城里还有小家，他极不善精打细算，日子过的真够窘迫。路遥为改变自己经济情况作过不少努力：为了赚钱，他还炒过股，甚至开价5000元给企业写报告文学。但换来的5000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去世后只留下1万元的存折和近万元的欠账。

仕途的失败与留恋

路遥七岁离开亲生父母过继给伯父，养母靠着乞讨供养他上中学。路遥和家人当然是希望他能够谋得一个公家人的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进而出人头地、建功立业，赢得人们的尊重。但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户籍管理、计划供应等制度在城乡之间构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文革”的爆发，升学毫无指望，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回乡当个农民。这对于路遥来说，是痛苦的选择。但时代好像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依靠其出众的写作、演讲、组织才能，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当上全县红卫兵头头，晋升为“军长”。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好运”转瞬即逝，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中，路遥跌向了深渊。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于1969年年底被彻底赶回老家郭家沟村务农。这个只有十八岁的少年难以承受这种风云突变的打击，他哭了，哭得肝胆欲裂……他的干姐、作家刘风梅曾看到路遥在冬天穿一身白，白裤、白衫、白腰带。后来问他为什么穿一身白？他说他是给自己戴孝。这足以说明这种政治仕途的无望给他带来的刺痛。

路遥在陕西榆林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的故居

路遥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况下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这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且不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大段引用《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的社论，也不说这部作品中对各级官员之间复杂关系的描写，就说路遥把孙氏三兄妹的爱情写成都与高干子女有关、孙氏三兄妹的爱恋者和竞争者的父亲无一例外都是官场上的高官大官（而不是金钱上的富有）。这样的安排，似乎印证了路遥看重的更多是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而不是财富；潜意识里也流露出他对高官显贵的认可和渴望。据说路遥“文革”结束后在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期间，在文联大院里进进出出，勇猛而好战，令他的对手们闻风丧胆。陕西作家贾平凹在《怀念路遥》一文中也曾写到，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路遥）指着山下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贾平凹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然后把尿尿得老高。远村在《路遥二三事》中曾写到：“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他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这说明，在内心深处，路遥有着对政治仕途的留恋。可惜的是，关注时政的路遥无法成为一个政治家，纵然他具备政治家的天赋和气魄。仕途失败的阴影一直潜伏在他内心深处，即使“文学”这个神奇的药方，也不能抚平路遥心底的伤痛。

苦涩的婚恋

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时刻与北京知青林红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1970年延川县招工，路遥争取到了一个指标，但是他把这个名额转让给了林红。生活总有许多说不清的巧合，浑身长疮，折磨得两个月不能行走的路遥被县革委会宣布隔离审查。当天中午，林红因路遥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交，爱上了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军官。林红的离开对他有重要影响，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进县城变为城市人的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红抛弃路遥的翻版。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也可能有林红的影子。

仕途失败、初恋受挫，路遥痛不欲生、彻底绝望，不得不回到农村。在干爸、大队支书刘俊宽帮助下，当了民办教师，重新过起物质上穷困和精神上孤独的生活。他只好用写作来充实自己，因时而在曹谷溪主编的《山花》上发表诗作最后被借调到县委通讯组。这时，颇具文学才华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达走进了他的生活，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路遥考上延安大学后，大多经济来源是靠林达资助的，正是因为有了林达，路遥在延安大学能够安心读书和进行文学创作。

路遥离开延安大学后担任文学期刊《延河》编辑，到西安工作。后来林达也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俩1978年1月结婚，1979年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路远。遗憾的是，婚后生活并没有起初想象的那般甜蜜，更谈不上和谐、幸福。他没有享受到夫妻之间真正的恩爱，或者说这种恩爱的时间十分短促。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能体贴入微，对自己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在潜意识里，也许只有《人生》中的“刘巧珍”才是他最好的“媳妇”，但林达是一个具有“小资”情调和独立意识、事业心极强的现代知识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而半夜写作、通宵达旦，早晨从中午开始，尤喜独处而又时常“封闭”自我的路遥让林达难以适应、无法容忍。在林达看来，她希望有一个体贴自己能够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的好丈夫，而不是一个不管家，甚至一个不管她的贴着各种光环的“圣人”。在生活习惯、性格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凸显，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短短几年时间，路遥和林达就行同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