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所举起的和平旗帜

郑和下西洋所高举的和平旗帜，

是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史留下的宝贵财富

庞继先黄春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曾为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15世纪，是世界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期，中国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中的最早、最生动、最壮观的一页。在1405～1433年的28年中，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次远航，往来于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的辽阔水域，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沿岸的众多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标志着人类文明交往开始有规模地由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进发，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辉煌文明史上的精彩篇章！

郑和下西洋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有益贡献可以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外交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突出贡献当属对倡导与维护地区安宁和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与追求，在七下西洋的历程中举起和平旗帜成为这种贡献的集中写照。

从本质上讲，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没有帝王之宏志和国家之伟力，如此规模的下西洋是不可想象的和难以成行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的层面上和国策的性质上来定位和理解郑和旗帜问题。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主要从正面的和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概括起来郑和旗帜的内涵与意义可以表达为：决策并遵循和平建国方略，创造安全和平发展环境，执行睦邻和平友好政策，迎来和平繁荣盛世，在国际关系史册上写下和平交往范例。

什么是郑和的旗帜？郑和的旗帜就是和平的旗帜！郑和的旗帜昭示着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幸福的美好愿望与勇敢实践。

以下通过对明初历史的多角度考察，以全面认识郑和下西洋所举起的和平旗帜。

（一）追求安定，选择和平

自秦汉以来，除隋、元两朝曾一度兴兵征讨海外，历代王朝对海外国家都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明朝建国之初，洪武四年九月，朱元璋即根据历史经验，告诫省府诸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诛；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其男女数千人。得其地

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1对明代诸帝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选择，成为必须恪守的祖训。明朝政府在处理与海外国家的关系方面，也以此为既定的国策。对各海外国家，则大力开展和平外交活动，这主要通过郑和使团七下西洋来付诸实现的。永乐七年三月，朱棣命郑和再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祗顺天道，恪守联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2宣德五年六月，明宣宗朱瞻基“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曰：……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3由明太祖制定，而由明成祖和明宣宗继承下来的中国发展与稳定海外国家间关系的总方针，实际上又成为郑和下西洋的终极目标，即要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努力建立起一种国际和平安全环境，使中国免受外患的威胁，并发展与亚非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友好关系，以巩固国内的政治安定局面，促进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其实，这样做不仅符合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巩固当时的封建统治也是一种明智的选

1《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2《郑和家谱·敕海外诸番条》

3《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七

择。有明一代，基本上执行了这一国策，凡将命海表者，自成为受到海外诸国欢迎的和平使者，而郑和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二）借助国势，推动和平

明初4，农、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是时5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6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汉朝有过“文景之治”，成为封建社会初期的盛世；唐朝曾出现“贞观之治”，成为封建社会中期的盛世；到了明朝“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7，“仓廪充积，天下太平”8，又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盛世。“衣食足而知礼义”，当时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一时士大夫崇向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9“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拈起视，恐污践，更置阶圯高，直不取也。”10在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国中，出现这样的太平盛世，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虽然，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还存在着比较尖锐的矛盾，以致出现了建文时期的

4明初，通常指洪武、永乐、洪熙和宣德四帝先后在位的70年时间。

5指洪武、永乐年间，引者注

6《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赋役》

7《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序》

8《明仁宗实录》卷五下

9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革新》

10祝允明：《野记》

“靖难之役”，但这对国家大局并无严重影响。总体来看，从洪武至宣德年间，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比较安定向好，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因此在对外方针上，封建统治者既不必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又用不着靠掠夺别国来增补财富。相反地，国内升平日久，封建皇权进一步强化，又使封建统治者能以凭借着政治经济的强大实力，在发展对外邦交和改善周边环境方面去作巨大的努力。

与洪、永、熙、宣之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明初对海外各国采取了以和平外交手段广为联络，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和平局势的方针。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于洪武元年颁诏于安南，即明确宣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由此定下中国建立与发展对外关系的总方针，就是要“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11

（三）积极交往，构建和平

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国时，永乐朝已进入鼎盛时代，政治经济实力更为强大，加以南北均无后顾之忧，此时转至远航活动的第二阶段的时机便完全成11《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熟了。郑和下西洋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后期，包括了郑和第四次到第七次的西洋之行。在郑和撰写的《娄东浏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与《天妃之神灵应记》中，“记诸番往回之岁月”，概述历次下西洋经过，前三次均以古里为限，不出东南亚和南亚的范围；从第四次出使开始，每次均往忽鲁谟斯以远西域诸国。在郑和撰文之时，第七次“往诸番国，开读赏赐”，尚未离国。但这次航海目标仍在“诸番国远者”，“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12由此看来，郑和下西洋前三次与后四次可划为两个阶段，与郑和本人对下西洋历史所作的总结，也是相符合的。郑和后期航海的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远地方，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重译而来，“宾服”于中国。正如《明史》所说：“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13“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14在郑和下西洋的后期，郑和船队经过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取道波斯湾，穿越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

12《明史》卷三百四《宦官·郑和传》

13《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忽鲁谟斯传》

14《明史》卷三百四《宦官·郑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