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经济增长

内容摘要：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适时退出决定了危机时政府政策的成败，因此我国在判断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时应充分考虑民间投资、失业率及国际环境等条件。文章指出，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应侧重于转型，将其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

关键词：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条件方式

此次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抑制衰退，普遍运用宏观调控手段采取经济刺激政策，通过政府行为在市场投放巨额资本以拉动经济增长。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态势都有所好转，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始终属于“非常规”行为，当经济体具备了正常增长能力时，经济刺激政策必须适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决定着危机中政府政策实施的成败：退出太早，经济尚不具备自发增长能力，复苏后续乏力，很可能前功尽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发通货膨胀。同时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不仅使政府背负沉重的债务压力，还会拉高市场上长期贷款的利率，增大融资成本，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力。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外贸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转正”，同比增长17.7%，当月出口值位居历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物价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别同比上涨了0.6%和1.9%。在对我国经济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退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要判断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政策的“过渡”性质。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萎缩，消费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为帮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衡量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已满足如下条件：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达到协调增长

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484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民间投资作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动力，只有一国经济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时，市场和投资者才会恢复信心，民间投资才会被拉动起来。在经济下滑期，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能力使其担当起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当经济情况好转后就要引导民间投资迅速跟进，唯有双方实现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需求。

（二）就业增长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

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而出口

企业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带来的必然是就业需求的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就不能分得社会生产的成果，更不要说达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将有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提升，我国长期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因此在“促增长”时更要“保就业”，在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标时失业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具意义。

（三）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我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如果在国际金融政策仍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过早上调利率必然会引起国际游资的注入，抬高楼市和股市的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刚刚复苏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要防止退出过晚，否则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流动性过剩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趁机流入。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使其无法更多的使用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他们主要侧重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的对拯救对象进行扶持；而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我国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尚在成熟和完善过程中，国家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重点在于顺势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出即对其支持政策进行有步骤、有针对性的撤减。而我国的退出应为转型退出，借应对危机顺势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国际上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虽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强，再加上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仍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实施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式相机抉择进行微调。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渐进性，有针对性的灵活退出。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比，作用效果相对较快，因此在政策调整上应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最重要就是防止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刺激性货币政策的成功退出就是要在风险发生之前实施精确控制。例如现在国内信贷规模过高，我国就相应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银根，逐步地收回流动性。对于货币政策中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指向性政策要予以保留；优化贷款结构，保证贷款真正进入实体经济；对已投资的长期项目要保证其后续的货币供应量，以防止出现半途而废产生不良贷款，增大今后宏观调控的压力。

刺激性财政政策的退出重在转型。目前我国的财政状况允许继续使用财政投资手段来保增长。财政政策退出的重点应考虑转变财政刺激的方向，把“惠民生”作为下一步的重点，政府投资应逐步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性投资转向民生性投资，多投向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等社会保障方面，通过提高社会福利从而拉动内需增长，提高财政投资效率。鉴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