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回顾模版1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署中的美台外交博弈

前言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美台外交博弈中，台湾扮演的并不仅仅是应声虫或牵线木偶，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提出和过程中，台湾方面的坚持时常影响美国的政策，甚至出现“小国操纵大国”(the tail wags the dog)的现象。

很多研究者认为美国是为了安理会停火案而同意签订的《美台共同条约》。台湾学者张淑雅认为，“虽然杜勒斯后来强调，与国府签防约，绝不是像贿赂国府支持停火案，但美国为了停火案而决定国府签订防约确实不争的事实。”[1]翟强也同意美国是受到了多方牵制才促成的此条约，他在《龙、狮与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说“因为英国的反对加上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防卫金马的承诺由公开转为私下，但在批评美国过分迁就其小盟国的同时，英国并没有注意到美国官员在决策时所面临的政治困难。”[2]

也有学者认为，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是美国为主导的。刘丽华《美国台海政策的演变分析（1945-2007）》：从结果看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基本上贯彻了美国的意图，没有使美国承担为台湾保卫沿海岛屿的义务，相反还规定了台湾要对大陆方面动用武力还必须得到美国同意，这就有效防止了蒋介石贸然对大陆动武从而影响到美国使其深陷战争危机的危险。对于台湾而言，也获得了美国的保障，进入了美国的安全防御体系。但恰恰因为如此，使得美国一直以来的、使台湾与大陆分离的图谋可以更加顺利的推行。”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马洪则认为“在战后整个时期，‘表示美国力量与承诺的信誉，成为美国所有对外政策目标中至关重要的目标，它还成为美国形象和名誉的代名词。在一个本来就充满危险、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和平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华盛顿有能力使敌手和盟友都相信其坚定、决心和可靠’。他进而指出，危机迫使艾森豪威尔做出困难的选择：即‘在美国为了北京和台北的利益显示其决心的需求，与为了北大西洋伙伴的利益显示其约束力和判断力的需求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麦克马洪由此提出的总结性论断是：“美国对保卫金、马的明确承诺，首先源于艾森豪维尔相信前者的考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华盛顿情愿冒原子报复之风险以及在为一个现实集团的两个实质上微不足道的小岛与重要盟国产生分歧，这些都突出了这种对美国决策者具有可变性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与复杂性。”[3]

我们认为，美国这种常常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国家，对自己的大国形象是十分看重的，其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时往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为了不让自己卷入与中共的正面冲突，希望通过安理会停火案来解决台海危机，为争取台湾方面的同意。美国决定与台湾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并在条约签订过程中向台湾做出了一些让步。通过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于台湾对大陆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施加了明确的限定，并且拥有对该条约的终止权。因此，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美台外交博弈中，美国占据了主

导地位。但在此次外交博弈中也常出现“小国操纵大国”的现象，台湾方面通过与美国的外交交涉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外交利益。

[1]张淑雅《安理会停火案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一》.p75

[2] Zhai Qiang,The G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i.Ohio:Kent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6-177

[3]Roberr McMahon,”Credibility and World Power: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inPostwar American Diplomacy.”Diplomatic Hi stury,vol.15.no.3(Fall 1991),pp.455~471.转引自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